本期精彩观点：

1. 数字经济助力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成为实现对美国经济变道超车的新赛道新领域。

2. 中国经济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顺利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难题。

3.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人口、资本、技术等约束，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本红利、技术红利等动力不断衰减，人口、资本和技术在供给侧端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

    

    “2023年我们保底一点说将有5%以上的增长，甚至达到6%以上。从长期来看，若保持5%-6%的中速增长，中国将在2030年顺利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在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时表示。

    此外，针对中国经济新增长点、需要关注的风险等焦点话题，戚聿东也详细分享了他的观点。

以下为嘉宾精彩观点：

戚聿东：我想结合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的愿景，来谈一谈对2023年经济工作的一些认识。1979-2019的4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9.4%，经济总量一路攀升，到2019年我国GDP已经达到了近百万亿元。在这种态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于2018和2019年两年都预测，2030年中国GDP会超过美国，在2020年的时候也非常乐观的预测，或到2024年中国GDP就会超过美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在2020年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是2028或2029年。北京大学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的预测是2030年中国GDP将会超过美国，这些都是基于当时的长期经济增速对中国所做的一种乐观的预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国际风云突变，三年疫情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为2.3%，2021年为8.1%，2022年普遍预测为3.3%左右。这样的话三年疫情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也只有4.6%，这就意味着作为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多长时间内超过美国，进而实现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已经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不断修改对中国GDP的预测，原来是越来越乐观，最近是越来越悲观，其在2021年预测中国会在2033年超过美国，2022年又预测永远超不过美国，而中国的研究机构普遍预测是2033年或者2035年超过美国。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未来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加，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放眼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快速变革，各个领域的竞争都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着人口、资本、技术等现实约束，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本红利、技术红利等动力也在不断衰减，人口、资本和技术在供给侧端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总量基数不断增大，注定产生增长率递减效应。在这种内外部的经济环境下，我认为数字经济有望成为助力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进而实现对美国经济变道超车的新赛道新领域。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数字人口优势，数字产品应用场景最为广泛，这给数字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了肥沃土壤，众多独角兽能够不断涌现。同时我国拥有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这也有助于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是在这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引擎的拉动下，使得我国数字经济在短时期内能够迅猛发展起来。过去1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增加值从2012年的11.1万亿元增加到了2021年年底的45.5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为15.9%，规模稳居世界第二。

在全球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下，中国尚未完全走出“三期叠加”的困境阶段，又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好在有数字经济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保持了16.2%的高增长，对“六稳”“六保”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新作用，已经成为并将持续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势。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与美国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但是仍然差距很大。到2021年年底，中美两国GDP的差距是5.6万亿美元，而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差距为8.2万亿美元，也就说明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差距大于两国GDP的差距。在数字经济渗透率上，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仅为40%，而美国为66%，我们与美国相差了25个百分点。在数字企业规模上，中国数字企业市值前5家的合计仅仅相当于美国前5家的14%，这些还是就经济层面的表现而言。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领域，我们国家还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处处被“卡脖子”和“断供”，甚至面临“人才隔离”现象。因此我国以数字经济新优势来构筑国家新优势，进而实现对美国经济的快速赶超，仍然任重道远。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赶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传统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数字经济赋予了后发国家，后发地区，后发企业以变道超车的新机遇，这也给中国经济赶超带来了新机遇。

在内循环主导下，推动经济增长不仅要靠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作用，还要发挥需求侧的拉动作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以利用数字经济重振需求侧的三驾马车。

当一个国家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度的进程中，需求侧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尤为重要。数字经济下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的三驾马车的动力源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在向数字投资、数字消费以及数字贸易转变。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数字经济可以改变市场的投资方向。在投资方向上，一是数字产业化的投资，二是这种产业数字化的投资，投资都是非常巨大的，进而会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特别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基建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众多的支持新基建发展的各种利好政策，数字经济已经正在改变市场投资方向，也正在重构全球产业价值链。

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对拉动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支撑作用。从中央到地方，自2020年以来，在全国各地34万亿元新基建政策加持下，有望激活下一轮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数字消费需求。

数字经济也可以推动消费升级，包括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方式的升级和消费业态的扩充。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2022-2035）》。紧接着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我想这都将有助于加速以数字经济新消费来拉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大趋势。从三驾马车的最后一辆来看，数字经济也可以培育我们国家的出口新优势，数字贸易给了国际贸易赋予了新的内涵，也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2019-2021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为5%，而数字贸易达到了13.7%。对中国来讲，数字贸易从2019年的1.3万亿元增长到了去年的2万亿元，增长速度非常快，前景非常广阔。从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看，数字贸易也确实优化了贸易结构。

总之在党的二十大刚刚闭幕之后，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十四五时期也全面开启了向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下，如何趁势而上，于危机中遇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是中国未来5到10年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世界头号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迅猛崛起。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给了日本、德国迎头赶上的机遇。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了中国创造了千载难逢的赶超机遇。作为第六次技术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成果的数字经济，赋予了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新领域，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为此，我们要积极地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窗口，借助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有望在2030年左右，顺利实现对美国经济的变道超车，并且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顺利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历史性难题。我想放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在前三年经济遭受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实行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2023年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2023年我们保底一点说将有5%以上的增长，甚至达到6%以上。从长期来讲，保持中速增速即5%-6%，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2030年顺利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

数字经济领域有哪些比较具体的抓手？除了数字经济外，还有哪些方面政策可以发力？

戚聿东：当务之急是延续以往的“六稳”“六保”宏观政策，稳中求进，这是宏观政策的基点。在这个政策基点下，要实行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等。

从历史经验来讲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全球还是美国，历次的黄金增长期都是和放松监管关联在一起的，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六稳”“六保”的基础上，接下来就是寻找新增长点，新增长点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数字经济，数字消费、新基建或者说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以跨境电商为主的数字贸易，都会成为新增长点，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的重要机会窗口。党的二十大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此，数字经济不但不可缺位，而且必须大有作为。因此，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战略任务，需要按照发展优先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各种宏观政策，打好政策“组合拳”，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的宏观政策还有很多的优化空间。

2023年有没有需要关注或者警惕的风险？

戚聿东：我就担心一点，通过宽松的宏观政策，经济增长没上去，结果通胀上去了，出现滞胀局面。所以，防范这种极端风险，还是要始终强调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腾讯财经和新经济学家智库联合推出的《青云宏观力私享会》第三期，本期嘉宾戚聿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原文链接：https://view.inews.qq.com/a/20230306A01YRW00?uid=&shareto=&devid=DC6C9FEF-E209-48E6-AEE3-16DF03F22202&qimei=42de43bfb639ca651f90fcf6000011c1691c&qs_signature=AAwazaYZyxbXTCtPtw0DPOHichxppW1UXplQVowCivv%2BKUycFUkObItUHI4vrvdqesL6R5AnkpqmWsqzR2sNVEuN8Yjnv2RoD1C%2FFiNXjcHKDxN8Dzuip2JBUlO0D1%3D%3D&appver=16.0_qqnews_7.0.70&openid=o04IBALrWL0wz-NDICYXKgxXOHkc&key=&version=18002122&devicetype=iOS16.3.1&wuid=oDdoCt1b1erVww8vxiS6Hq8AutgE&sharer=o04IBALrWL0wz-NDICYXKgxXOHkc&openwith=wx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