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大力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之后中央出台了一揽子增量政策。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充分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提振和活跃资本市场的决心，必将对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深刻认识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意义
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股票市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发挥好股票市场功能，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对有效推动创新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一，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的需要。从世界各国创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技术创新活动通常需要大量的巨额资金支持和各方面的科研资源投入，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具有产出期限长、高度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满足上述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支持，资本市场股权融资所具有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独特机制，可以将各种不同的风险偏好、期限长短的资金更为高效精准地转化为资本，极大地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确保资金高效精准地投向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新产业，有效动员和引导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跨行业、跨地区流动，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第二，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现代金融体系的有效支撑，资本市场要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市场能够助力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以分散决策、风险自担的方式推动储蓄向创新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形成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打通经济循环的痛点堵点，使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到实处。
第三，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坚实强大的实体经济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而且是我国在当今大国博弈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强大的资本市场能够精准识别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实现信贷投放和直接融资的精准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为高精尖科技创新产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和融资渠道，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促使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以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四，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需要。现代金融学理论表明，金融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支持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科技创业活动、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促进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健康稳定的资本市场能够有效满足投资者追求稳定收益、保持财富增长的内在需求，同时又可以吸引更多中长期稳健资金入市，对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持续复苏增长的协调性和耦合度未能充分匹配，是导致投资者信心不足、市场预期偏弱的重要成因。从根本上说，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构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要求资本市场在保障普通投资者资产价值相对稳定的同时，更要为不同层次的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的投资机会，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让众多投资者在参与金融市场过程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五，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牢牢掌握金融主导权的需要。纵观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依靠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金融革命实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依靠以现代资本市场和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金融革命实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依靠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金融革命完成的。由此可见，现代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资本市场、现代投资银行和现代创业投资体系的支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强大资源配置能力能够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掌上明珠”，在大国崛起中发挥着战略支撑作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变局、动荡变革的新时期，大国博弈在各个领域持续深化、异常激烈，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还扩展到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尤其是面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的目的，极力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等政策和措施，中美大国之间的博弈空前加剧。资本市场已逐渐发展成为各国金融博弈的主战场。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国际竞争会更加激烈，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牢牢掌握“金融主导权”的必然要求。
第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根本性问题。资本市场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股票价格暴跌是资本市场重大的风险，也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催生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核心逻辑，是要从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入手，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原则，以提升资本市场韧性为目标来增强资本市场的风险抵御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形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经过3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本市场规模、运行质量、透明度、开放度大幅提升，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已初步形成包括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交易柜台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截至2024年11月底，我国境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达到5374家，总市值达到86万亿元，资本市场总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然而，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仍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
一方面，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充分，投资端融资端失衡，存在一些长期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层次结构问题，集中体现为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不够，股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资本市场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稳定机制，宏观经济“晴雨表”与资源配置功能发挥不畅；资本市场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关系较弱，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成为顽疾。我国股票价格指数未能充分反映中国经济持续复苏这一最大的基本面，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国民经济成长之间仍存在差距，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固有的“新兴+转轨”的特征依然明显，基础制度设计缺乏弹性，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变化的适应程度有待提升，市场覆盖面窄、包容性差，对新兴商业模式、新兴盈利模式的初创公司和成熟型公司的上市接纳程度低，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大加快了5G、物联网、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自动驾驶等技术发展，催生互联网、工具软件、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云计算等一大批新兴行业和企业巨头，而这类企业大多数得到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未能抢占引领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和资本融合、加速创新资本形成的先机，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同时，由于基础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市场化透明度不足、投资者结构亟待优化、投资者权益保障有待提升等因素，市场存在不同程度风险定价机制缺失，价格信号失真，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不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深化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政策建议
第一，以改革促稳定，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投资与融资是资本市场功能的一体两面，资本市场正常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投资与融资功能的相辅相成、互促互进。推进投资与融资协调并重既有助于促进更多居民储蓄转化为股权投资，为资本市场注入源头活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也有利于引导更多长期性资金流向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薄弱环节，从而加速原创性、颠覆性和前沿性技术的研发突破，有效发挥股权融资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持续推动新“国九条”和资本市场“1+N”政策落实落地，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问题，充分发挥各类经营主体的稳市功能，不断改进预期管理。
一是大力推进融资端改革，以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走深走实为牵引，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完善细化相关制度安排，规范首发和再融资行为，加强发行上市全链条监管，加快形成市场化定价、激励约束等机制。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能够向投资者和市场发出正确信号；同时建立信息披露追责机制，按照“谁发出谁负责”的原则，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管、问责和处罚。严把资本市场出口关，继续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建立一套涵盖企业财务指标类、交易指标类、规范运作类、重大违法类的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和主动退市安排，并严格执行退市标准，形成常态化的退市机制，还要制定不同行业企业的差异化运行标准，营造“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
二是大力推进投资端改革，推动健全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政策环境，壮大“耐心资本”。与个体散户投资者短期性资金相比，专业投资机构带来的中长期资金具有长期投资的属性，且投资期限相对较长、交易频率相对较低。增加中长期资金占比有助于减少市场中盲目跟风、追涨杀跌等非理性投资行为，从而降低短期资金频繁进出对市场的负面冲击。因此，针对投资端，当前最为紧要的是优化投资者结构，激励更多具有长期投资倾向的机构投资者和“耐心资本”入市。完善长期资金入市的基础体制机制，放宽长期资金入市比例和范围，尤其是要适当放宽机构投资者准入条件，简化程序式审批流程，打通阻碍入市政策安排的痛点堵点，逐步提高养老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等中长期资金的入市范围和比例，构建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强化长期业绩导向，形成长期资金坚持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的良性循环，达到更好发挥长期资金市场稳定器和经济发展助推器的作用。落实并完善长期资金入市的税收政策，释放鼓励长期投资、价值投资，抑制短期炒作的政策信号，都会积极引导更多资金流入长期投资产品，夯实长期资金进入市场的根基。
三是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进一步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中小投资者更大的信息知情权和公司治理参与权，加快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完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强化相关机构的监管和治理能力，依法将各类证券活动纳入监管，利用现代金融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率。提高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全面营造资本市场良性执法生态，对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从严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活动。
四是要进一步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不断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体系。在现有的股票、国债、企业债、基金、期货等产品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适合各类投资者群体的细分产品，形成多样化产品供给体系，适应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富持续增长的需要，增强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达到防范和分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
第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股票价格与价值相统一，打造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紧紧围绕其内在价值上下波动，是减少资本市场波动、提高资本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不高，突出表现为：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治理质量不高，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频发；经营质量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高附加值、高技术公司占比偏低。
可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破产重整和退市等机制，淘汰落后低效以及经济效益趋近为零的“僵尸企业”，促使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其次，优化完善分红、回购、股东增持等制度，激发上市公司等经营主体稳定市场的内生动力。提高股票市场信息透明度，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完备、准确、公允地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进一步缩小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差距。此外，要强化新闻机构和网络媒体对事件报道的客观性、公允性、及时性，营造一个透明公允的信息披露环境。
第三，加快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质效。当前，我国主要投资银行与国外知名投资银行相比，在规模体量、经验累积、人才储备、业务领域以及品牌声誉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依然不高。未来，我们要抓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契机，出台多种扶植政策，鼓励治理体系科学、风控能力良好、经营管理一流、积极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头部券商走兼并重组之路，做优做强，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航母级券商，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高效服务国家战略和适应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统筹开放和安全，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构筑与开放程度相匹配的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体系。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统筹好开放发展和经济安全，坚持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市场、机构、产品全方位制度型开放。一是加快推进企业境外上市备案制度落地，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支持各类企业依法依规赴境外上市，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是继续启动和完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互联互通机制，鼓励更多的长期境外资金流入，为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提供稳定器；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简化部分项目的审批流程，提升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市场的便利度和自由度，并在更多领域尝试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充分利用境内外市场中的资源。三是提高债券、期货等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打造丰富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和相对均衡的对外开放产品结构。四是在入市退市、交易、监管、治理等多个维度全方位主动对接符合国际标准的规则制度体系，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五是持续加强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监测监管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同时，要加强与香港市场的务实合作，深化“沪深港通”机制，进一步提升香港市场承接境内企业上市能力，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两地市场协调发展。
2025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可以预见，2025年在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总原则下，随着围绕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等一系列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组合拳”出台，必将为中国资本市场走出牛市行情提供良好的基本面支撑，中国资本市场也有望迎来持续上升的新篇章。
（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25年1月1日A08智库·理论周刊版面，作者胡海峰，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