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锚定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提出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并对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前瞻性、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全面支持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战略部署，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对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必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增强金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一、 充分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迫切需要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2024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条件和核心要素,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强国的重要论述确立了建设金融强国确立了战略目标，指明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实践路径。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机构实力大大增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一是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为支撑、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农信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完整金融机构体系。2023年12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为409.70万亿元，资产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公布的2023年度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共计29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5家中国金融机构入围。二是我国建立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了包含主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柜台市场构成的功能定位清晰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2023年我国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2.69万亿元，实现增加值19.49万亿元，同比增长3.77%，占GDP总额的15.46%。截至2023年底，我国境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为5327家，总市值为70余万亿元，一直稳居世界资本市场第二位。三是我国债券、保险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规模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大国并不等于金融强国，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金融强国的“六个强大”核心要素就会发现，我国金融业大而不强，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因此新阶段、新征程我国要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破除制约建设“六个强大”核心要素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卡点堵点，推动我国金融由大变强，早日实现建设金融强国目标。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连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中枢和纽带，其稳定与发展对于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金融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通过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金融治理体系，提升金融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金融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推动金融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建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从而最终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坚持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迫切需要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开拓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自信自立之路、行稳致远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鲜明特色。这条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来的、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新阶段新征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金融的新期待，必须继续把金融改革推向前进，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紧紧围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4.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服务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迫切需要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是国家强盛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我们的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还是要抓实体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配套齐全的、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连续11年保持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位置，工业产品遍布230多个国家（地区），投资遍布190个国家（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2021年4月底，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了2020年版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该指数以2018年指标为基础，综合计算了制造业出口全球份额、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中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等8个指标，评估出了全球152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竞争力。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排在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二位。2020年～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含香港）入围公司数量分别达到124家、135家、145家、142家，连续四年超过美国，位居全球之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现代产业体系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支撑，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重塑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经济稳定运行的必然要求。
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关系。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根本宗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和天职。金融无论发展到哪一步，都是回归实体经济本源，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金融体系作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和枢纽，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多措并举地促使资源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倾斜，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让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实体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推动高端产业、新兴产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加快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现代化产业新体系。
5.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的迫切需要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科技进步，传统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首先，在世界各国创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活动的开展通常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和各方面的科研资源投入，但颠覆性创新活动却具有产出期限长、不确定性高、风险性高等特点。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满足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必须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和支持耐心资本，将各种不同的风险偏好、期限长短的资金更为高效精准地转化为资本，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提升技术进步的速度，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其次,产业升级创新需要融资助力。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而通过技术创新引发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进而带动产业的深度转型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表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新产业的过程,需要巨额资金支持，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必须深度参与其中。最后，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变金融资源在地区间、行业间、企业间的要素配置不均衡的状况，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了资源支持，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6.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迫切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宏观政策也是一个复杂体系，这个复杂体系经常会涉及社会、文化、教育等非经济领域，可能对经济活动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决定》指出，“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要促进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进行一致性评估，全面精准分析系列政策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避免不同政策相互冲突或导致“合成谬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关键要素。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迫切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首先，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使金融政策更迅速、更有效地响应外部环境变化，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其次，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政策协调机制，促使各类宏观政策能够在信息共享、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合力，提升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前瞻性。最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强化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提升市场主体对宏观政策的信任度，推动经济主体形成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从而提振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信心，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7.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迫切需要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从国际形势来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甚嚣尘上，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坚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我国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和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其中既有显性风险又有隐性风险，既有结构性风险又有周期性风险，既有可预见风险又有难以预见的风险，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尤其是在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的情况下，我国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金融风险持续增加，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加。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复杂性，各种金融风险关联度高、传导快、共振强，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破坏性。有效应对上述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系统解决金融风险形成和处置过程中暴露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
8.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的迫切需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动荡变革的新时期，大国博弈在各个领域持续深化、异常激烈，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还扩展到了科技和文化等方面。近些年，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美国出于霸权主义目的，极力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等行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空前加剧。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改革发展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历史经验看，大国间的博弈大部分是经济博弈，大国崛起离不开强大金融体系的支撑，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当今世界，伴随着美国政府把美元“武器化”，动辄对所谓的“敌对国家”进行制裁，世界金融之战的博弈烈度和影响程度，甚至超过武装冲突和科技之争。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金融市场面临的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我国现在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着力打造现代金融调控体系、市场体系、机构体系、监管体系、产品和服务体系、基础设施体系等，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才能确保我国牢牢掌握大国博弈金融主动权。
二、我国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体制持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得到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稳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取得重要突破，金融双向开放不断扩大，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从现实的角度考察，我国金融业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未能完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居高不下，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
1.金融结构不合理
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通常用金融系统中直接融资（债券、股票）和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等）各自所占的比重来衡量。长期以来，间接融资在我国金融市场中占有很大比重。在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结构越来越暴露出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弊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过程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多重约束下的求最优解的过程。当前，经济增长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科技创新活动通常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和各方面的科研资源投入，但科技创新投资却具有产出期限长、高度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相比较而言，以银行融资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更加关注抵押品是否充足，间接融资很难对轻资产的高科技公司提供充足的支持。这必然要求金融结构作出调整，使其与科技创新活动相适应，平衡、化解科技创新资金需求和风险分担的矛盾。
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以股权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具有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独特作用，可以将风险偏好不同、期限不同的资金更为高效精准地转化为资本，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促进创新水平提升，提升科技创新转化为产业创新的速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此后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均把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作为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努力，我国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间接融资在金融系统中的占比居高不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和根本性的动摇。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2-2015年，在社会融资总规模存量中，我国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等）占比已从95%逐步降至76%，但在2015年以后，我国间接融资占比再次攀升，2017年甚至高达95%。截止2024年6月底，直接融资（债券、股票）比重仅占29.5%，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等）占比依然超过70%。很显然，这种存量规模巨大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是制约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理清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关系，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推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为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2.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诸多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努力协调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倡导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质量和效率。然而，我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长期存在，并未取得根本改观。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未得到有效提升，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融资资源的结构性错配严重，导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呈现“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往往存在“所有制偏好”和“规模偏好”，偏向把银行贷款提供给具有稳定现金流或者资产可以作为抵押品的国有企业或者大型企业，而规模小、资产少、抗风险能力弱的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充足的银行贷款，金融资源配置呈现“国有企业多、民营企业少”“大型企业多、小微企业少”的严重错配局面，阻碍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资的高山”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三座大山”之一。
第二，融资资源的空间性错配严重，导致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可得性较低，金融服务普惠性不足，缺乏金融支持“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已经很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高达301.68万亿元，贷款余额达到250.85亿元，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已达到141万亿元，但仍存在资金配置不均衡，融资结构极不合理等问题。例如，作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重要环节，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可得性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种植、养殖技能培训和产业激励等）方面投入明显不足，导致产业支撑能力偏弱。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结构不合理是服务实体经济不到位的重要根源。”
第三，资金脱实向虚问题严重。当前我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相当多的实体产业回报率大幅下降，使得金融业制度性利差明显，存在“坐地收钱”的强势思维，出现了金融企业不顾风险、片面追求规模和利润的现象，金融机构在内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存在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金融业缺乏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动力。金融机构巧立名目，多设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以通道、“名股实债”等方式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甚至出现“不服务、只收费”的现象。
3.金融风险隐患突出
众所周知，潜在的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的重大金融风险往往是存在于一国金融体系之中，并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进展，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然而，受经济持续下行的影响，我国金融领域仍存在一些持续性、苗头性和倾向性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
近年来，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监管部门持续加强对房地产领域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但房地产领域的形成高泡沫、高杠杆风险依旧突出，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当前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以及新房保交付问题已经成为房地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房地产企业普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房地产项目普遍存在无法按时交付的风险，这极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系统，对金融系统构成潜在威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隐性债务方面，这部分债务普遍具有规模大、底数不清、风险监控和治理难度大等特征。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不容忽视。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客户主要集中于中小微企业，但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历史上定位模糊、长期粗放经营、盲目贪大求全，加之公司治理和内控体系不完善、资本实力较弱、资产质量差、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其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加剧、不良贷款激增。目前，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水平快速上升，稳妥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已经成为我国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点工作之一。
4.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金融风险进入易发、多发期，金融乱象丛生，我国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整顿金融乱象，不断强调“监管姓监”，成功应对了“钱荒”、股市异常波动、热点城市房价大幅上涨、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股票质押等风险挑战，金融风险整体收敛。但与此现时，也充分暴露了我国金融监管薄弱、监管不力的突出问题，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监管不到位、金融治理能力薄弱成为严重制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往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为监管执法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央地间、部门间监管不协调，监管精准性、专业性亟待提高，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失察失管，不能及时遏制风险积累，直到风险爆雷；只管合法的、持牌的，对非法金融活动处置责任不清、推诿塞责。”
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和监管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极易引发监管目标模糊和偏离、监管角色混乱、监管权限和监管边界不清晰等问题，使金融监管存在监管真空、监管盲区、监管空白，可能使一些实质性的金融活动游离于监管之外，部分金融违法违规问题无法得到充分处理。政府对部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主动作为不够，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金融风险如果不能被及时遏制和化解，可能让高风险金融机构带来巨额损失，事后处置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金融代价，不利于社会稳定。金融监管薄弱、监管能力不足、监管不协调的短板亟待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补齐。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政策选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进一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通过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性障碍、打通机制性梗阻、推出政策性创新，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第一，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关键环节。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证宏观经济平衡运行，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在要求。要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增强政策合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
第二，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是健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二是创新信贷服务体系，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优化金融结构，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盘活存量、提升效能。三是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第三，建立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紧制定金融法，尽快建立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一是坚持金融监管全覆盖，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都纳入监管，确保监管无死角、无盲区、无例外。二是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执法，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敢于碰硬，做到一贯到底、一严到底、一查到底、一视同仁、公平公正，让金融监管真正“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三是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提高监管的前瞻性、精准性、协同性、有效性。四是强化监管责任和问责制度，加强中央和地方监管协同，健全责权一致、激励相容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是服务实体经济不到位的重要根源，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做好五篇大文章，打造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链，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融资服务。
第一，构建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一是发挥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作用，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制度，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二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上市公司监管和退市制度。三是优化融资结构，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提升外资在华开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的便利性，更好发挥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四是着力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树立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五是健全债券发行、交易和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多层次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第二，构建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一是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要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优化考核评价办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二是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推动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实现减量提质，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为本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服务。三是发挥保险业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功能，发展商业绿色保险、养老保险等，建设再保险市场，建立健全国家巨灾保险保障体系。健全重大技术攻关风险分散机制，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
第三，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一是加快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形成多种金融工具共同支持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加大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投入，改进金融机构服务方式，加快补齐农村金融服务短板，让那些兼具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的金融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让普通民众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有尊严、方便、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效。
第四，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市场准入、监管标准和运营要求，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大数据平台，提高关键金融基础设施自主水平和软硬件安全可靠性，统一金融市场登记托管、结算清算规则制度。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第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精简限制性措施，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金融业务试点，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第二，统筹开展在岸和离岸业务，推进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
第三，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有序扩大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不断推进数字人民币场景建设和应用创新。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原载于《中州学刊》2024年第10期，作者胡海峰，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