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现代金融导刊》2025年第4期，作者贺力平，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超越边界：全球化与跨境支付
记者：贺老师好，今年第一季度的跨境游数据亮眼，这其中的“衣食住行玩”都离不开跨境支付。在非现金支付尚未普及时，人们在跨境旅游前，通常会换取目的地国家的货币用于旅行期间的消费支付，而在返回本国时，又会将外国货币换回本国货币。除了个体交易便利度和交易接受度的考虑，在国家层面，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制度安排和考虑？
贺力平：非现金支付普及前，人们在跨境旅行前后的货币兑换必不可免，这背后体现了一国的货币主权，关乎其能否独立、有效地实施货币政策，这种制度安排主要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考虑。货币具有国家属性，是主权政府的象征。很长时间以来，各国都认识到货币主权的重要性，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货币制度，这就是货币的“国民性”或“国别性”。从秦汉到明清，每朝每代都非常重视铜钱铸造和发行，朝廷的作为显然不是意在铸币税（铸币面额与铸币成本之间的价差），因为在王朝时代，囿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政府从事铜钱铸造和发行每每无利可图，甚至时常面临亏损。王朝时代的统治者在铜钱事务上的作为，很大程度是为了政府的声誉。正如汤因比所言，“发行货币是一种‘宣示的行为’……因而货币的发行，不仅自动地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而且给政府以自我宣扬的最好机会”。世界历史亦然，欧洲和地中海周边历史上流行的各种金银铸币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它们都是各自发行者（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的外宣名片。从古至今，除非万不得已，主权政府通常不会主动允许本国国民接受和使用外来货币。
后来，随着跨境贸易和跨境支付规模的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货币兑换产生的交易成本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在一些地区层面，出现了货币融合的趋势，比如欧元的诞生。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跨境支付领域的创新不断涌现，比如跨境支付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数字技术赋能成效日益凸显，为各国兼顾货币主权、货币政策的独立有效性与跨境支付的成本、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记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当前全球跨境支付产业呈现了怎样的状况？产生了哪些新趋势？
贺力平：近一二十年全球跨境支付市场最明显的变化是移动支付的产生和普及。移动支付是随着网络支付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出现的新型支付方式，在跨境支付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第二个变化是数字支付工具创新，出现了比特币、（全球）稳定币、央行数字货币等新事物。第三，新世纪以来，一些独立于传统金融机构之外的专业化支付机构（支付服务商）参与到跨境支付产业中，他们依托先进科技开发新型支付工具，拓展业务模式。第四，全球范围内跨境零售支付获得迅猛发展，包括个人跨境旅行中的跨境支付和电商平台上的跨境支付等。第五，开创了跨境支付领域国际合作的新模式。从19世纪到20世纪，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是跨境支付服务的主角，此外还有一些诸如卡网组织等专业化贸易商，这些机构间的合作属于微观层面的合作。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上出现了很多宏观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比如移动支付领域的双边或多边合作等。
记者：除了您刚刚谈到的跨境支付的五个趋势，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下，我们也看到了全球化进程受阻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这些因素会对跨境支付带来哪些影响？是否会迫使跨境支付走向“碎片化”？
贺力平：地缘政治是导致跨境支付走向“碎片化”或者说区域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并非全部原因。美国在跨境支付领域对一些国家进行制裁，如俄罗斯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那些受影响的国家为了继续对外贸易，不得不寻找跨境支付的替代方案。2019年，欧洲一些国家和伊朗为了规避美国制裁的影响，建立了“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其实质是一套实物交换体系。这套机制由于运行效率低、成本过高，难以满足常规的贸易支付需求。面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地缘政治冲击，世界各国仍在跨境支付领域不断探索，但尚未形成成熟的替代方案。
另一方面，在贸易需求驱动和技术主导下，跨境支付也产生“碎片化”或区域化的倾向。比如移动支付领域的区域合作是在经贸往来需求推动下达成的。我们知道，移动支付实现的前提是交易双方或多方二维码的相互识别和认可。但在跨境支付中，由于不同国家尚未实现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等的互联互通，扫码支付存在支付载体（工具）和二维码不识别的问题，无法实现相互认证。尽管目前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了跨境移动支付领域的政府间合作，但合作远未拓展至全球层面。由此造成的跨境支付区域化，与地缘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在改善跨境支付便利度需求驱动下对跨境支付互联互通的追求。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未来，跨境支付或将延续“碎片化”趋势，但是只要不爆发全球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只是有限范围内的“碎片化”。
深层博弈：世界货币的较量
记者：刚刚谈到，“碎片化”倾向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美元霸权，从历史上看，美元为何能在跨境支付中建立主导地位？
贺力平：美元确立主导国际货币地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简要来说，美元在20世纪取代英镑成为主导国际货币是国际经济关系演变的结果。19世纪，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繁荣的金融市场使伦敦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后，世界许多国家陆续开始实行金本位制，而英镑凭借币值稳定、流动性强等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国际货币。19世纪70年代，虽然美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英国，但其贸易和金融上的影响力远不及英国，美元的国际地位长期滞后于其国际经济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都暂停了金本位制的运行，而美国继续实行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可兑换促使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一战后快速上升。也就是说，金本位制在英、美两国的不同境遇是导致英镑地位下降和美元地位上升最重要的原因。
在战争与动荡频发的20世纪上半期，美元与英镑竞争国际货币地位，其间摩擦不断，当时的国际社会迫切寻求一个兼具币值稳定性和较好流动性的支付工具来作为国际贸易的支付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通过美元和黄金挂钩，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同时美国世界第一的经济地位能够为美元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自此，美元代替英镑成为主导国际货币。
记者：“特里芬难题”成功预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此后美元在跨境支付中仍享有主导国际货币地位，似乎与“特里芬难题”的理论相悖，对此您怎么看？
贺力平：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提出了美元币值稳定和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两者之间存在矛盾，预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难题”。意思是说，要想维持美元的价值稳定，美国的国际收支就不能存在大量的逆差，而应避免大量美元外流；但是如果美国长期顺差，使美元都沉淀在其国内，则又无法满足国际贸易、国际储备对美元的需求。由此形成了同时维持美元币值稳定和保障美元流动性的悖论。
我们暂且跳脱特里芬的理论框架，顺着时间线考察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元后来的情况。布雷顿森林体系末期，随着美国对外开支的不断增多，美国境外沉淀的美元越来越多，美国的黄金储备显著减少，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仍享有其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继续作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的常用货币。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元动荡的过程中，美国凭借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保持了美元价值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市场向全世界开放，美国国债凭借较高的收益率和较好的流动性在某种意义上代替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黄金成为新的“锚”。相比黄金本身仅具有增值预期而不具备固息收益的特点，美债及其固息收益拥有美国政府的信誉背书，其发挥的作用优于黄金。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美债以另外一种形式将“特里芬难题”转换了，使得美元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阵痛之后，又重新获得了主导国际货币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美元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发展与特里芬的理论不相一致呢？因为美国向全世界开放其金融市场，国际收支实际存在两个账户。一种是经常账户，也就是贸易项下；一种是金融账户，也就是资本项下。按照“特里芬难题”的框架，美元资金通过贸易项下流出美国，导致国际上美元泛滥，美元就会贬值。但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美元又通过金融账户（购买美债）回流美国。资本回流最终维持了美元的价值稳定，或者说避免了长时间、大规模美元贬值的发生。
这个局面基本维持到最近几年，很多国家为了规避美元“武器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而寻求其他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和投资资产，使得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客观上有所下降。
记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学界又展开了“新特里芬难题”的探讨，您认为当前或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这个命题有解吗？诸如比特币、（全球）稳定币等超主权货币，或者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能成为解题思路？
贺力平：美债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支点，其实质也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一套货币体系。尽管其有美国政府信誉背书，但仍然无法维持美元币值的绝对稳定。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和赤字，使市场对美债的信心下降，国际评级机构已经几次下调了对美债的评级。这意味着，现在这套美元锚定美债的新体系虽然尚未爆发危机，但风险依然是存在的。由此，人们试图寻求替代性的避险方式，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比特币等超主权货币，甚至是黄金等资产，当然也包括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欧盟寻求扩大欧元使用范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等等。我认为这些新的方案都为破解“新特里芬难题”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与思路。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金价一路飙升、屡上热搜，不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更是掀起大众购金热潮；同时，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加速。这种国家和民众层面对黄金的反应，是否意味着“去美元化”倾向？
贺力平：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央行都在增持黄金，这释放的信号十分明显，就是减少对美元甚至欧元储备的持有，我理解这是对经济金融制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一种避险行为。另一方面，前两年，欧美通胀“高烧不退”，一些投资机构在此背景下也增持了黄金，因为黄金被认为是应对通胀的一种避险工具。而大众层面的购金热潮，很大程度上是“跟风追涨”使然，然后又进一步推动了金价上涨。
总体来说，近几年的金价上涨与地缘政治风险和通胀风险下的“去美元化”倾向息息相关。但需要说明的是，黄金本身不可能恢复国际货币的地位。如果指望“去美元化”由黄金来完成是不太可能的，黄金只是发挥“信号灯”的作用。
未来一段时间，在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增强的背景下，金价或将延续上涨趋势，至少呈现高位波动的状态。
折叠时间：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
记者：跨境支付的核心是解决信任问题吗？从跨境支付的历史来看，哪些因素是容易引发信任危机的？要解决这种信任危机可以从哪些维度考虑？
贺力平：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跨境支付的核心问题包括信任或者说信用问题，涉及交易成本、交易效率和可靠性等诸多方面。从跨境支付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下面几个因素容易引发信任危机：一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交易双方存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比如在涉及大笔资金的交易中，由于空间距离、时差等导致的信息传送不畅问题。二是监管区域因素，也就是不同国家/地区监管政策差异。三是文化心理因素。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心理和宗教信仰使得分布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跨境支付参与者对事物的认知千差万别，这也是可能引发交易纠纷甚至信任危机的一个因素。
现实中，信任危机往往由多重因素交叠引发，涉及诸多方面的风险因素。20世纪70年代，西德的赫斯塔特银行突然被其中央银行关闭，而当时这家银行正在与纽约的一家银行进行一笔外汇支付业务，其突然关闭导致资金被冻结，无法完成对纽约那家银行的支付，在连锁效应下，美欧外汇市场和金融市场发生震荡。后人称之为“赫斯塔特风险”，也称其为交易对手风险。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局部范围内，大家似乎都没有做错；但是，如果把这些环节串连起来看，显然很多地方都出错了。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可以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寻求解决思路。在技术层面，要依托先进科技，加快跨境支付领域创新，从信息传递、支付结算、风险管理等层面降低或化解容易导致信任危机的风险。在制度层面，要推进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建立对跨境支付参与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机制；不同国家/地区的监管当局要不断完善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建立24小时全天候实时信息交换系统，克服信息传递不畅难题。
记者：在跨境支付交易中，交易各方所在国家可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比如晚明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形成了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众多国家纷纷从传统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转向金本位制。您认为不同的货币制度对跨境支付有何影响？
贺力平：货币制度对跨境支付具有很大的影响。跨境支付中，如果各交易方所在国家都实行相同或相近的货币制度，那么交易的便利度和信息的透明度就相对较高，同时交易中的货币兑换成本相对较低。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国在18世纪首先采用金本位制后，欧洲其他国家为了便利与英国进行贸易结算，规避货币兑换成本和汇率波动风险，在19世纪最后30年到20世纪初自愿放弃了金银复本位制或银本位制而改行金本位制。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接受以美元为主导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也是出于提升交易便利度、降低货币兑换成本、提高信息透明度等考虑。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在世界诸多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的时候，中国仍停留在“用银”的阶段，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在货币制度上的分野。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近代中国跨境支付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外赔款，这就涉及不同货币制度下的跨境支付。《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要求中国以银折金支付赔款，而在当时世界诸多国家改行金本位制的背景下，“金贵银贱”（金升银降）的价格变动趋势越发凸显，中国为此而往往需要支付额外多的白银，也就是发生“镑亏”问题。这是交易各方所在国家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对跨境支付带来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
记者：那么，面对如此巨额的“镑亏”，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本位的世界潮流，又是什么原因使近代中国最终错过了金本位呢？
贺力平：清朝因循晚明以来用银的习惯，其统治者在“天朝上国”的迷思下，对国门以外金本位的世界潮流漠然视之；传统儒家文化体系在经济金融领域知识的缺乏，也使得清朝统治者往往只关注国门以内货币流通的细枝末节，而未能系统思考货币制度的问题；再者，中国历史上黄金产量一直有限，客观上缺乏实行金本位制的黄金储备。所以，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都不具备实施金本位制度的条件，尽管清末康有为等少数有识之士曾提出实行金本位制的主张，但终究未能使当时的中国在货币制度上与国际接轨。
之后的民国时期，虽然国民政府有心改行金本位制，但由于政局不稳等诸多因素，最终使得货币制度改革不了了之。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基本都已退出金本位制的背景下，中国采取金汇兑本位制。至此，中国的金本位制改革画上了句号。
记者：从唐朝的“飞钱”到美第奇家族的私人跨国银行，从国际清算银行到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跨境支付发展的历史上涌现了众多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从历史经验看，支付工具创新与制度变革是如何形塑跨境支付的？
贺力平：驱动跨境支付创新发展的力量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一是市场需求。跨境支付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市场需求是驱动金融机构、企业参与跨境支付的重要动力，也是其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进行业务创新的重要动力。二是人才和技术。跨境支付的历史上曾涌现众多致力于发明创造的人才，他们快速地把当时的新技术应用于跨境支付领域。例如，货币票据、电子凭证、数字凭证、信息识别传输等发明创造。19世纪经营电汇业务的西联（Western Union），其成功得益于对新技术的重视，托马斯·爱迪生曾是西联的雇员，在工作中做出很多发明创造。三是顶层制度设计。我们刚刚提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顶层制度设计。又如，1717年，艾萨克·牛顿执掌英国皇家造币厂时，重新核定英镑的金银定价，使英国转向金本位制，也属于一种顶层制度设计。四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跨境支付领域的很多创新得益于不同文明的跨文化交流。
概括而言，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来考察跨境支付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创新既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由历史看未来，我们要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将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协同推进，来推动跨境支付的创新和发展。
突破维度：数字时代的新可能
记者：数字货币的兴起给跨境支付领域带来了新的想象与空间，您认为数字货币将如何改变和重塑跨境支付的生态？其在跨境支付场景应用中有哪些优势，又存在哪些风险？如何平衡数字货币的创新与风险？
贺力平：数字货币包括比特币、（全球）稳定币等私人部门的数字货币，也包括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法定数字货币。目前，数字货币依托其低成本、高效率、匿名性等优势，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不断扩大。
尽管经过多年的发展，数字货币在发展与使用中仍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私人部门数字货币的币值稳定性问题。比特币曾多次出现币值大幅波动；尽管（全球）稳定币试图通过锚定相关资产来克服比特币价格波动的问题，但由于缺乏最终贷款人和财政支持，其币值稳定仍难以保证。第二，数字货币的普及度有限，一些国家明令禁止或限制使用数字货币进行交易，这就导致跨境支付交易各方可能存在支付方式不匹配的问题。第三，数字货币的使用存在合规风险，可能为洗钱提供便利。第四，对于主权政府而言，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可能会影响其本国的货币事务管理，或将导致其货币政策空间被挤压、传统货币政策效力下降等问题。第五，数字货币的运行需要依赖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如果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将影响数字货币的稳定运行。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研发和落地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的直接负债，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式，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化解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在创新与风险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有望在未来重塑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或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新趋势。
记者：SWIFT数据显示，目前人民币已经成为第四大支付结算货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并在跨境支付领域进行探索。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如此积极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您认为数字人民币是否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贺力平：我觉得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催生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使用需求。其次，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顺应了世界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趋势。再次，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
数字人民币是否会直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理论来讲，数字人民币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同于传统货币，数字人民币是基于加密算法、分布式账本、隐私增强等先进技术的新事物，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实现资金的实时结算，有效提高了支付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实践来看，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并不必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央行数字货币一经推出，在一国境内就形成了一个依托移动支付网络的线上数字货币区。不同于传统现金支付，央行数字货币受制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线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情况。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能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有关国家在线上支付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情况。
记者：移动支付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您如何看待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中国支付工具在跨境支付中的表现？
贺力平：近年来，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工具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移动支付在国际上获得很高声誉，成为中国在跨境支付领域的一张靓丽名片，意味着中国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而言，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中国移动支付工具，主要从两方面推动了跨境支付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与境外商业伙伴、运营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便捷了海外华人跨境支付；另一方面，提升了海外来华人士跨境支付的便利度。
但是，相比贝宝支付（PayPal）等世界知名在线支付工具，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我国移动支付工具在海外市场拓展、国际化程度等方面还存在差距。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目前主要还是立足于国内的应用场景开展业务，其在海外的用户许多是华人华裔，海外市场布局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在此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监管政策差异带来的合规风险值得关注。
记者：您认为未来跨境支付的主要增长点在哪里？有哪些新兴市场和技术解决方案值得关注？
贺力平：在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的双重驱动下，跨境支付产业规模将不断扩大，参与主体将不断扩展，市场面貌将日新月异。其中，跨境零售支付将是值得关注的亮点。近年来，得益于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支付工具的普及，企业商业模式、支付模式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类跨境电商平台的迅猛发展以及大量跨境电商的涌现，推动跨境零售市场快速发展，跨境零售支付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支付方式。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是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新事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探索数字货币用于新的支付基础设施的可能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无论央行数字货币，还是比特币、（全球）稳定币等在未来的发展中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分类来看，私人部门数字货币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涉及币值稳定、无法与主权货币共存、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扰等多重难题；当前，央行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快速发展，但是不容否认，央行数字货币对实物现金的替代存在有限性，未来或将呈现实物现金与央行数字货币并行的格局。
面对跨境支付市场的新领域、新技术、新趋势，我们既要有国之视角，也要有全球视野，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牢牢把握创新这个核心要素，同时顺应全球化趋势，把市场拓展摆在重要位置，推动跨境支付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