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观点对于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也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充分考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大的背景。
市场决定性作用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教育与经济关系密切。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教育状况的好坏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是否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根本上说,教育发展的好与坏,是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好与坏的,教育的制度与运行,也取决于经济的制度和运行。当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时,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教育发展将具有更多的资源。教育发展的状况与市场作用的大小紧密相关。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将使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使改革红利不断涌现,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从而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条件。
教育改革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教育体制改革有其特殊的规律,是个更慢变的过程。但面对已经变革的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是一定要做出调适的,否则,教育不仅不能为经济转型和发展提供足够合格的创新型人才,甚至还会成为一种制约,从而出现教育与经济的不匹配。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该决定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提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情成败的一个重要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就必须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1985年通过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开启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新征程。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自此,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仅90年代就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文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未来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市场的作用提高到了“决定性”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将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自身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教育改革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充分考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在经济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这已形成共识。在教育领域,由于其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能起决定性作用,这也已形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领域不要市场发挥作用,相反,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充分考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教育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通过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才能解决。
比如,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身心健康、满足社会需求的合格人才。但从最近几年的社会反应来看,大学教育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培养的人才创新性不足;二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很多用人单位觉得毕业生不好用。对此,大学教育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学教育运行过程中对市场作用的考量不够。
改进和提升大学教育的质量,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需要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上,要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大学的直接干预,根据《高等教育法》,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利。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要依靠教育家办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是市场作用的不断发挥,市场经济为企业家阶层的崛起和壮大、为企业家长袖善舞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实际上,每一个成功的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都有一个或一群敬业而创新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特作用,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无从谈起。教育家于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类似企业家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教育家要将大学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使不同大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必须有足够宽广的平台。为此,主管部门要放权大学,为教育家办学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在办学的评价上,要更多地听从市场的声音。一所大学是否高质量,有特色,不应该主要由政府管理部门说了算,而应主要由市场说了算,由用人单位、学术同行等利益相关者说了算。对于用人单位满意、学术同行评价较高的大学,就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而不管它是不是属于985、211大学,甚至不管它是属于公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今年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包括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这些减少政府性评价、增加市场性和社会性评价的改革措施,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必将会使教育资源得到更加优化的配置,使大学有更多精力去满足市场的需求,并在满足市场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不断提高质量,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教育改革和发展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纯粹私人产品不同,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其生产要充分考量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更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越充分,政府在教育领域就越应该有坚守。袁贵仁部长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对政府的教育职责做了非常好的概括,即把方向、促公平、调结构、抓改革和转职能。在我看来,这又可进一步概括为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促进教育公平。
关于教育效率。有研究表明,如果我国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边际生产率能跟美国一样大小,则全要素生产率能提高25%。也就是说,一个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边际生产率要适中,否则,会阻碍行业创新。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这种投入有个特点,那就是将学校划分为三六九等,对不同等级的学校给予不同的经费支持。结果,不同大学之间的人均经费和产出水平也就差异很大。这也许是我国大学创新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为此,要反思并改革过去的拨款制度。对于科学研究,由于学科结构和研究实力等原因,大学之间经费差异明显是可以的,但对于人才培养,不同大学之间生均经费的差异则不宜太大,即大学之间人才培养的条件也有个均衡化的问题。
关于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人发展起点的公平,不仅影响同代人的竞争,还会影响代际之间公平性的传递。因此,要在制度上保障人人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我国教育的公平性已大为提高,但仍存在着很多阻碍着人们平等接受教育的制度安排。比如,现在有近2个亿的流动人口,他们是人户分离,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不一致。根据现行政策,其随迁子女要回户籍所在地高考,这导致了诸多麻烦,是典型的不公平。虽然国务院办公厅于2012年8月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但各地落实的程度都不是很高,而且差异很大。此外,虽然我国现在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8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0%,应该说上学难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问题是,上好学校难的问题解决得并不是很好,中小学阶段的择校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不同阶层上“985”、“211”等大学的比例差异很大。因此,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推进考试招生等制度改革,以确保学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来源:《改革内参》,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