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前“博士咖啡”鼎盛时，巴曙松、何帆和我都热衷于全球视野的大话题，也是青春记忆吧！当时我执笔写了一系列长篇大论，现在看来饶有趣味：
1．就中美关系而言，是对决还是对接？结论是：斗而不破，避免对决，慎用外储威慑，争取对接。
2．就中日关系而言，焦点是日本将持续衰落吗？结论是：日本在衰落中变得好斗，中国应避免“日本病”，但很可能难以避免。
3．就中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我们把和中国相关的9个发展中大国按利益相关程度分为五个类型——A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较强共享可能的国家；B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定共享可能的国家；C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相关性较弱的国家；D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一定竞争可能的国家；E型：未来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可能的国家。结论是：A为巴西、尼日利亚；B为印尼、俄罗斯、沙特、南非；C为土耳其；D为墨西哥；E为印度。
4．就中国的经济周期而言，笔者不认为2003年是所谓“没有温度的高烧”，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经济一轮长周期增长的起点。
少年意气，指点江山，满纸荒唐，人已鸟兽散了。
而如今再看呢？
外围遏华犹豫摇摆 宏观预期戏剧性悲观
十余年过去了，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至少给我的感觉是，社会政治经济激荡变革中，国运当立，中国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性起点之上，中国资本市场也不例外，气氛宛如20年前。但机会起于分化灭于共识，机遇起于纷乱残破，止于初定甫立。
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开局，起于外部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极度悲观，以及国内部分舆论的迅速跟进。根据美银美林的调查：今年2月，中国经济是否可能硬着陆和金融崩溃，取代了美联储量宽退出和加息，成为全球经济令人关注的最大威胁。有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和随之而来的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将是最大风险。同时，摩根士丹利将中国经济形容为“明斯基时刻”，似乎中国的金融体系摇摇欲坠。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澳大利亚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美国财长雅各布·卢专门致函给G20成员，信中声称忧虑中国金融体系的坏账问题潜在威胁全球经济的风险。
中国国内研究者迅速跟进，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认知没有最悲观，只有更悲观。笔者并不否认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现有诸多问题，但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至今的改革成果，尤其是庞大的国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国有金融资产、国有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资源、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外汇储备，资产端至少总值500万亿元以上，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当期软硬债务、远期社保和环境债务庞大，但指称目前中国已处于经济金融崩溃边缘，还是过于夸张。
这种夸张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和“老体改人”讨论时，老同志都点拨说，从殷商到晚清，历史上中国政府鲜有穷困致死，常见淫靡腐败而亡，当下国内外对中国的极度悲观，恰恰折射出鸵鸟式调控已不可行，改革刻不容缓。
由于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问题，中日联手整合东亚，使之成为和欧美比肩的区域经济体已遭遇重大挫折。由于欧盟俄罗斯之间爆发了乌克兰问题，欧洲经济复苏的步履可能更为艰难。全球经济处于“爬行期”。这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可能不是坏事，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摇摆不定，怕的就是大风浪。更幸运的是，奥巴马似乎更难逃脱连任魔咒，弱势复苏的美国经济和严重分裂的国会，使美国还处于对华政策的犹豫摇摆期。这些使得中国在未来三年左右励精图治、使政治经济风气一新的斡旋余地变大。
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是美国的50％左右，到2020年约为美国的70％,到2025~2030年间可能和美国经济体量相当。如无意外，奥巴马之后，美国必出现对华有更清晰的战略定位和遏制思路更为难缠强悍的班子。因此中美目前的现状弥足珍惜，中国需要扬弃“装大”，真正去浊扬清地“做大”。
内部增长重新换挡 央企“脊梁”重新考量
在外围对中国经济悲观到无以复加之时，中国经济开局如果印证了这样的悲观看法，会给未来全面改革施予怎样的预期和压力呢？
在未来两年中国年均增长6.8%就能完成“十二五”目标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务院从1月份开始就对经济下行予以重视？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增速，而在于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怎样的“增长底线”是可靠的，不至于引发就业困境，不至于引发企业大规模倒闭，不至于引起金融系统性风险，不至于给财税体制带来重大威胁。
守住底线的过程，犹如飞机手动着陆的过程，在不知道机场地面状况的情况下，飞行员只能不断小心地目视飞行，缓慢降落，直到飞机前轮触地，始终不敢放弃随时复飞的预案。中央对增长率极其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从政府到学术界，我们并不清楚，怎样的增长底线是安全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坦陈，2013年一季度其承受的压力远大于今年一季度。解释增速下行的理由，不仅有外围局势，有内部主动调控，也有增长重心下移。应该说，就增长率、通胀和PMI等指标看，过去几年统计局的工作是比较出色的。给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数据参考系统。
但在增长率数据不断下调时，更多的体制惯性可能会暴露。财政部的官员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从2010年到2014年一季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逐步上升到了22.6％以上？财政收入是真金白银入库的，两会代表委员和公众很自然会批评财政收入增长过快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如果调降财政收入和赤字率无余地，那么很可能财政官员会倾向于认为GDP增长率偏低了。
同样的疑问可能也会在发改委出现，不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更依赖服务业、更依赖于消费了吗？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占比，从2011年的66％逐步上升到了目前的78.4%?是投资浪费得更严重、只能形成更少的资本存量？是投资中包含更多腐败？还是GDP增速低估？央行甚至也会困惑，为什么经济开局的信贷和社会融资增长是历史次高，但这样的货币政策下，增长和物价都下行了？
增速“换挡”从理论到实践都颇棘手，何况中国处于需要缩小和美国经济在体量上的相对和绝对差异的关键时刻。
增速没有大起伏，不表明结构上没有争论。其中显而易见的是，混合所有制从2002年提出至今，终于有了可行性。这种可行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国企长期以来，作为共和国“长子”，作为中国经济“脊梁”的形象，已不再令人信服。
从八项规定出台和反腐风暴至今，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国企领导人有着巨大的资产处置权，正是越来越多的国企集团已网络化、多元化，所以这种垂直体系的庞大国企，更容易形成过度干预、操纵甚至鲸吞资产。权力通过国企轻易敛财，有些国企领导人通过向权力献媚轻易晋升。甚至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也开始熟练地使用这种钱权一体的结合体。
相信随着反腐的深入，从官员到学者，可能会用更多样化的视角去评论国企对中国改革的是非功过。但可以断言的是，一边倒为国企唱赞歌的时代终结了。作为出资人的政府，显然期待国企对政府负责，而不是拜倒在腐败特权之下。
由反腐带来的对国企地位和形象的重新评价，尤其是其对国家长治久安的腐蚀性和危害性的关注，使得我们越发认识到，其是脊梁也是病灶。也正因此，混合所有制获得了它得以生长的起点。
中国经济杠杆率几何
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如何，有着诸多研究，但可信者甚少。
被广泛流传的结论是这样的：1.覆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的广义债务率在200％左右。2.中央政府的债务率在20％~40%；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估算分歧较大，似乎比中央政府债务更为严重一些，加总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大致在70％。3.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在120％。4.住户部门的债务率在20％~30%。
其中，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研究相对谨慎，而投资银行等的研究则悲观得多。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4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广义政府负债率为45%，地方政府负债率约27%。
国家审计署在2013年底推出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全国政府性负债率为36.7%，截至2012年底，全国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9.1万亿元。2.地方政府负债率为48.5%，定义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中可能需要偿还的部分）/GDP。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89万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其结果是：1.全社会债务率为215%，计算分母为GDP，分子为企业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全社会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2.政府债务率为53％,分子为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其中201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元。3.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13％,定义为企业债务/GDP。
包括IMF、高盛、花旗、美银、瑞信、渣打、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的相关研究显示，广义政府的负债率大多处于45％~75%的区间，地方政府负债率大多在25％~35%的区间。国内券商关于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通常不公布计算公式和数据，二是从结果看通常是对海外相关研究的悲观强化。
中国不会国家破产
中国是否会陷入“国家破产”境地？或者需要对政府和企业部门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去杠杆化操作？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否定理由之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单纯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有一场危机，那往往并非因为财政或金融因素。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债务状况，比上世纪70年代以及90年代好得多。
否定理由之二：上述各种推算都只计算债务方，而不计算资产方，这脱离了中国国有制的特定制度背景。就综合负债率的计算而言，其实不必那么复杂。在信用体系下，货币信用都是央行创造的，如果我们将（M2＋综合外债）/GDP，可以轻松得到类似结果（外债包括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境外债务）。因此在综合负债率之下，再分别计算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住户的负债率，显得没有意义。此外，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1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综合考虑银行的公开和非公开准备，得到中国金融业杠杆率为10倍也在情理之中。 综合负债率缺乏意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我们只计负债不计资产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啤酒杯中的泡沫和空的部分，但没有将视线放在充实的部分。更何况从10年左右的时限看，环境恶化和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债务才是债务问题的关键。但上述计算却几乎均未包含此类因素。
否定理由之三：我们确实需要观察国有体制下资产方的长期积累。改革开放30多年，各类资产的总额足够庞大。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例，其拥有的资产清单并不低。一是央企资产总额约100万亿元，金融资产约160万亿元；二是地方国企资产总额约30万亿元；三是政府拥有庞大的楼堂馆所、教科文卫、文物古迹等非经营性资产。若只考虑楼堂馆所类非经营性资产，可能就达到20万亿元以上；四是功能强大的基础设施，例如10万公里高速公路、10万公里铁路、数万公里高铁，同样具有逾15万亿元的重置价值；五是国土海洋矿产森林等资源；六是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上述资产方粗略加总已超300万亿元。
就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而言，存在各种统计口径，我的草根经验是，县以下基层政府的综合债务约是其当年各类财政收入1到1.5倍之间，也就是10万亿~15万亿元之间。
就中国企业的债务率看，与其看其债务是否超过GDP，不如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观察企业负债率，也许更为可靠。
就中国金融业的债务率看，我们尝试以最悲观的方式估计银行业，结果大致上中国银行业有能力避免系统性危机。
就中国住户部门的负债率而言，我们也不悲观，中国城镇居民至少拥有约80万亿元的房产和接近50万亿元的储蓄。即便居民相互借贷是银行消费信贷的2倍，中国住户部门的负债率仍然低于25％,储蓄率仍然高企。
中国有很大的去国有化空间
进行上述分析的动因在于：不应只看到中国的债务问题，而应看到资产积累；不应假设中国没有去杠杆的余地，而应看到政府和企业债务端不计成本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对资产方惘顾效益的扩张冲动。我们反而担心，殷实家底是否会导致经济改革紧迫感不够。目前的中国有很大的改革余地，如果我们看到债务积累重视降低杠杆，那么几乎就等同于我们应该认可，中国有很大的去国有化空间。混合所有制的核心也许是渐进去国有化。
去国有化的改革历程也往往被问题倒逼而成，从企业承包制，到通过改制甩掉效益不佳的中小国企；从“三年脱困”到上市改制和国有股减持。都是从小到大，从易入难，从表面敷衍到有可能触及灵魂。
这种去国有化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制度压力：
一是从东西德合并进程中，东德土地、企业、政府办公楼等各类国有资产集中地、大规模地私有化来看，折扣率为20％~25%，从中国国企三年脱困的私人承接、银行承接来看，这些国有资产也因短期集中抛售而仅有不足三成的账面价值。反观国有股减持，通过资本市场渐进减持的价格令人鼓舞。因此休克式的资产出售显然不如渐进式。如果说当下一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较为理性的方式可能是容忍有序违约的发生，并在资产端进行处置，甚至政府租楼办公也并非不可取。我们越将中国债务问题看得剑拔弩张、生死一线，就越可能将债务违约看成蚁穴之溃。而无限后推只能导致问题更为严峻。
二是从中国的国有体制和腐败大案看，人们可以轻易观察到，那些不实际持有企业股权的所谓国有企业董事、董事会，并未真正起到当好中央或地方政府国资“看门狗”的作用，这些“看门狗”很难抵御行政层级比其更高的官员的鲸吞蚕食压力。各级国资委也同样力量不足。
如何在庞大的国有资产中形成合格的“看门狗”？只有在股东层面、董事层面真正形成有市场约束力的真正董事的介入，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民营董事对其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能比挂名董事更为有效，做好各级政府等出资人的看守之责。
就业统计指标的缺陷
人口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国所经历的苦难和希望，中国是典型的例证。西汉时期中国人口达到6000万，和罗马、波斯同为全球大国。此后战乱不已，到隋初降至4600万人。唐朝是一个伟大帝国，但人口并未显著增加。此后一直到明朝，中国人口才逐步恢复到6000万人。到清康乾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2亿人，到鸦片战争之前人口达到了4亿，其间中国战乱较少，加之番薯的广泛种植大大提高了粮食供给。到1949年中国人口达到5.4亿人。
当然，衡量一国国民生活水平的，并不仅仅是人口总量，还有预期寿命和人均财富存量等指标。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约38岁增长到目前的76岁，京沪等地更超过了80岁，这显示中国东南沿海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发达国家。
就资产价格和人口的关系看，似乎中位数年龄是否定到45岁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通常此前，该国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都较好，此后则逐步衰落，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冒险创新精神下降，而风险厌恶情绪则持续上升了。
中国是否已再无显著的人口红利？人口学者蔡?P等的研究相对悲观。但北师大从事系统科学和GDP核算的一些学者则乐观得多。他们认为，中国人口峰值可能分布在14.2亿~15亿人之间，峰期在2027~2035年间。这比通常预想的人口峰值数要少1.5亿人，峰值期比一般预想的晚5年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峰值为8.85亿人，在2012~2015年间出现峰值，此后劳动力人口逐步下降，到2050年左右降至7.22亿人。
上述预测显示，中国人口红利还将持续20年。理由有三，一是学者徐滇庆等反复调研测算显示，农业生产领域至少仍可转移劳动力，并且事实上城里的这些年轻农民工也已无务农技能。二是按统计局数据，目前全国就业总人口为7.7亿人，和劳动力峰值人口8.85亿人相比，劳动力市场仍有供给余地。三是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则仍可有较多可补充的熟练劳动力。加之计划生育政策仍有调整余地，因此似乎中国尚未到人口红利终结之时，中国较年轻的中位数国民年龄和较长的受教育年限，为增长转型和资产价格提供了较强的支撑力。
在当下的宏观调控中，底线指标包括了新增就业，朱?基时期的规律是一旦增长低于8％,就难以创造出800万个就业岗位，而从2010年至今，GDP增速从12％一路下行到7.4%，新增就业则一路攀升至1330万。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掩饰了政府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无所作为，也掩饰了就业统计指标的诸多缺陷。
当下统计局公布的就业指标包括全国就业人员（包括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口）、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劳动生产率（GDP/全国就业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在资本市场研究者中，大多还参考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以及职位起薪水平的变化。在我们看来，通过上述指标观察中国就业状况的可靠性较低，有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政策偏差。
偏差之一在于城镇就业人口的统计。我们倾向于认为存在高估，其中关键因素在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以2013年为例，普通高校毕业生接近700万人，此外还有职高技校、民办高教和全脱产继续教育等的毕业生未纳入到普通高校毕业生之中。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数据由各学校申报，虚报的可能性颇大。这从高校毕业生起薪无明显提高就可印证。
偏差之二在于农村就业人口的统计。薄弱的统计力量不足以应对流动性日益增强、制造业就业兴趣下降、服务业就业和小微私企就业趋升的状况，使得农村就业人口的统计工作极其棘手，产生低估的可能性较大。从全国就业人口来看，农村就业人口的占比在过去3年始终不足一半,这个占比偏低的可能性也较大，同期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暗示农村人口的就业占比应当略微高一些。
偏差之三在于新增就业人口的统计。中国并不存在全国总就业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等可靠指标。覆盖城乡的全国就业人口不能视作总就业人口的存量数。我们不难看出，在过去3年中，每年新增就业都在1200万以上，3年累计新增就业高达3800万人，但全国就业人口仅从7.61亿人增至7.67亿人。因此全国就业人口的年度差异迥然有别于新增就业人口。
造成两者巨大差异的原因，似乎是我们只看就业，不看年内的离退休和失业。过去3年，城镇就业人口稳定在3.8亿人，假定职工平均工作年限为30~35年，则仅每年离退休人员就有约1000万。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近年来新增就业岗位呈现和经济增长脱钩的迹象，并非政府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有多出色，而在于就业存量较大引致离退休规模也较大。据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统计的全国就业人口没有显著增加。
偏差之四在于劳动生产率的统计。我们猜测全国就业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被高估，而农村就业人口被低估。但全国7.6亿的就业人口和8.85亿劳动力人口之间的缺口可能暗示着，当下中国就业人口可能被低估，低估的最大因素可能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季节性就业，以及小微服务型企业的就业。
如果就业人口被低估，那么过去3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GDP/全国就业人口）就可能存在高估，过去3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7.5%~8％,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
人口和就业政策需结构性细化
我们对人口和就业做上述分析的意义何在？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就业统计数据需再细化考虑。至少应该区分临时就业和正式合同就业；至少应在提供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提供每年离退休和失业人口数据；应该使失业率指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是中国人口红利似乎仍有余地。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存在低估。此外，繁重体力劳动岗位的减少、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较早的退休年龄，使中国存在较大规模的45~65岁的劳动力“蓄水池”。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也决定了农村转移人口方面仍有余地。
三是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那么快，经济增长质量更低一些。
四是促进就业政策乏善可陈，新增就业和经济增速之间的脱钩，本质上是由于中国每年有数千万人离退休。如果不调整退休制度，这将意味着未来养老体系承受更持续更沉重的压力。
五是城市白领贫民化和技术型蓝领中产化并存。高等教育的缺陷和城市的生活氛围，使得大量普通高校毕业生宁愿选择低薪的、远离生产制造一线的、处于空调电梯写字楼的并不需太高劳动技能的岗位，也不愿走向所谓的“蓝领工种”；而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在工作中逐渐积累起了实际技术技能，使其更易获得薪酬相对丰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在美国产业空心化阶段曾有明显体现，即大都市的白领收入，仅相当于能源冶金企业技术蓝领的1/3。
六是政府可能因新增就业而低估社会不满。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从知青返城，到国企职工下岗待业，再到农民工集体讨薪，这三次大规模的失业浪潮之所以导致社会动荡，原因在于这些群体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性，这些群体的失业意味着自己甚至家庭极大的生活困境。如果政府惊喜于新增就业和并无失业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那很可能是一种误解。
目前城镇就业状况的恶化、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就业起薪的低下，造成了大批依赖父母资助才能在城市勉强谋生的“贫民化城市白领”青年群体，这些人的职业前景相对黯淡，如无代际收入转移则难以在房价日高的城市中独立生存。这个群体如果既留恋城市拒绝向基层城镇转移，又看不到未来前景，则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将逐渐积累。2011年8~10月，曾爆发了一场从伦敦蔓延到一些欧洲城市的年轻人上街打砸抢事件，起因就在于这一群体长期在城市中处于贫困边缘、极度失望的状态中。
总之，中国人口还将缓慢增长，人口红利仍有余地，但产业空心化、人口高龄化、社保脆弱化的阴影在加深，因此需要政府摆脱简单的总量思维，对人口和就业政策进行结构性细化。我们几乎可以预见90后将是心力交瘁的一代。他们将经历严峻的较高人口赡养比的沉重压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