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宣布,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国民收入到底如何,在世界处于何等水平?一时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一些网友纷纷发言,说自己拖了国家的后腿,没能进入高收入的行列,甚至说“被高收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世界银行的最近划分标准,人均GDP1.1万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中国6700多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是个基本事实。
老百姓的感受为什么不对等
李实表示,之所以公众认为“被高收入”,是由于经济增长很快,人民币升值很快,而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相对就显得“虚高”,超过了实际增长速度。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增长速度是10%,加上5%国内通货膨胀率,再加上3%人民币升值,就是18%的增长率,“也就是说,人均GDP只要3年就可以翻一番。”
李实认为,我国人均6700美元,是人均GDP概念,换算成人均收入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去年统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万元人民币,城市居民也就是3万元人民币。收入部分还包括政府一块,企业一块,实际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这就是为什么公布的国民收入和居民的实际感受不一样。”他说,“此外,还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对于很多人来说,实际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平均收入水平,中高收入和他就没有关系。”
再者,从中国GDP的构成比重看,简单地平均到每个老百姓头上并不合理。中国GDP的构成很大一部分靠的是投资,2010年时投资在GDP增长中的占比甚至高达48.5%,最近几年也在40%-45%之间。投资拉动的GDP,很多没有体现在居民财富的增长中,这也是中国的GDP总量排到了全球第二,但老百姓的收入与之并不匹配的重要原因。
GDP未必能转化为现实财富
GDP并不一定变成实际的财富,在日前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韩文秀认为,由于我国GDP质量比较低,所以GDP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比例难以形成财富,甚至还会有财富的损失。
韩文秀举例说,1998年,云南修了一条公路,叫昆路公路,正式通车18天就出现路基塌陷,路面开裂;重庆有座有名的彩虹桥,刚建3年就塌了,造成40多人死亡;广东也有一些大桥还没有开通就塌了;湖南、上海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韩文秀说,因为投资规模大,中国每年的新增建筑量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大约有20亿平方米以上的规模,水泥、钢材的使用量非常大。但是中国建筑平均寿命很短,据一些专家分析只有25到30年。
“所以说,经济活动并不见得就能够带来财富的同步增加。”韩文秀说,在GDP增长过程中,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很可能就会有明显的跑、冒、滴、漏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尽管我国每年GDP增长率很高,但并不是全部的GDP都会形成真正的财富积累。这是因为GDP指标存在缺陷,一些无效投资(如形成产能过剩)甚至破坏资源环境的活动都被计入GDP了,从而在财富形成中须将这些部分扣除。以2010年为例,净资产增加额与GDP的差距高达7.5万亿,占到当年GDP的18.7%。虽然并不是说7.5万亿都浪费了或损失了,但至少表明这一年GDP的质量是大有问题的。
根本要靠效率、创新和内生增长三大驱动
在李实看来,即便从GDP这一单一角度看,中国要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也还有一段距离。这样的距离对中国来说,是个挑战,5年之后,中国未必一定会成为高收入国家。
他说,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的门槛,有的国家能够顺利迈过去,有的则跨不过去,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巴西为例,上世纪80年代巴西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20年时间过去了,巴西人均GDP现在还徘徊在8000美元左右。
“因此,对于国民收入的状况,我们不能过于乐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李实说。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等收入国家,要求具备长期高速增长的条件,越是到后期,条件要求就会越高。”李实认为,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要突破“三大瓶颈”:
一是要保持经济创新的活力。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原来靠资源、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投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保持比较高的增速。但从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国家,这方面的影响因素会越来越弱,更重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提高整个劳动生产率,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有一个良性的创新制度,要有好的创新精神,以此提高各种要素的生产力。
二是要有比较发达的高等教育。过去1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比较迅速。尽管如此,和世界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毛入学率仅仅是25%左右。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一转型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应远远高于这个水平。除了数量上的不足外,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上的差距。我们的教育制度,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的大学生很多,但社会需要的人才很少。高等教育这一短板需要尽快“补齐”,否则会拖住我们跨入高收入国家的步伐。
三是要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各种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增长、影响到社会发展,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收入分配差距巨大引发的社会问题,给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带来巨大的隐患,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处在高位徘徊水平。3倍以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的基本现实。其次,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如,2011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比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高出94%;而在北京金融业平均工资收入是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3倍,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3倍以上。再其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最后,腐败及腐败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仍是社会的一个通病。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如今,我们依赖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从根本上还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
来源:中国财经报网(记者:王劲松),2014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