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要求中国从价值链增值程度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转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营销、关键零部件生产、管理等生产环节，即由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变。产业结构和商品贸易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的演进决定了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因此，以要素禀赋动态变化特征为基础，分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正确认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规律和加快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方式的关键。

一、我国要素禀赋的演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推动了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以采用信息技术的现代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开始调整，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取代了传统的制造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又引起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不同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产品生产内部不同生产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即价值链分工。

处于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营销、服务和供应链管理等为信息、技术、知识密集型，附加值较高，而处于中间生产环节和价值增值程度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为劳动密集型。根据不同国家或区域的要素禀赋不同，具有不同要素密集使用需求的生产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

中国把握时机，首先开放部分沿海城市，利用本国充裕的资源、能源、劳动力等优势，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外汇缺口矛盾得以缓解。由于劳动力要素相对于资源、能源、资本等较充裕，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增加外汇收入，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在国家以进口促进出口的政策下，贸易收支在整个80年代出现逆差。从1991年开始，净出口贸易额由负转正，除1993年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外，贸易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外汇收入不断增加。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作为资本增加根本途径的储蓄不断增加，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使资本存量不断增加，90年代中期，外汇短缺矛盾基本得到缓解。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人口数量进入低增长期，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提高，对未来的预期收入报酬增加，使得劳动成本进一步上升；此外，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那些带来30多年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传统的成本优势逐渐弱化，遇到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的竞争。因此，主要依赖资源、能源、劳动等有形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需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参与更高层次的价值链分工。研发、设计、营销、服务业等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使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等将成为我国新的竞争优势，而技术、人力资本、管理等要素的充裕性将决定新优势的强弱。

二、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动

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即推动中国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扩张效益提高转变，从低廉要素成本价格的传统优势向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价值链分工的角度看，即推动中国从价值链增值程度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发展，参与更高价值链层次的研发、设计、营销、关键零部件生产、管理等生产环节的分工。如果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是其处在增值程度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的表现，那么，中国在参与研发、设计、营销、管理等更高层次的分工过程中，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贸易和服务业贸易的出口比重将会上升。一国的产业结构和商品贸易结构内生于国内要素禀赋，因此，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也会体现在商品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之中。

（一）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逐年持续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占绝对优势

1978年到2011年期间，在我国出口商品中，除个别年份外，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呈现出明显的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78年的54.8%下降到1990年的25.6%，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0.22%，最后下降到2007年的5.04%，达到历史最小值。在随后的几年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出现微小的上升，但出口比重仍维持在5.5%以下；工业制成品在我国货物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在整个80年代，出口比重持续增加到并超过初级产品，到90年代初，出口比重超过70%，主导地位日趋明显。进入21世纪，出口比重超过90%，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94.7%后，出口比重呈现微小波动并始终维持在94%以上。

（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工业制成品出口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及其内部出口结构的变动，体现出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的变动。改革开放初，我国资金缺乏、劳动力资源丰富使劳动力相对成本较低，因此，我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由1978年的37.7%增加到1994年的60.5%，达到历史最大值。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外汇短缺等矛盾得到缓解，资本存量增加，劳动力要素成本开始升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效益减少，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减少，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逐年持续增加，到2003年，后者出口比重超过前者，达到47.3%，并从2005年开始，出口比重均维持在50%以上。

（三）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占主导地位

资本要素的不断积累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我国机电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呈现先上升，后受金融危机影响，比重下降，并在2012年出现回稳。其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由2005年的56%上升为2009年的59.3%，随后下降至2011年的57.2%，并于2012年出现回升，达到57.6%； 高新技术产品，由2005年的28.6%上升为2009年的31.4%，随后下降至2011年的28.9%，并在2012年出现回升，上升为29.3%。2012年，高技术产品与机电产品总货物出口比重达到86.9%，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这说明近年我国在提升劳动要素素质，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但仍落后于货物贸易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 1982到2012年间，服务贸易呈现出较快的发展。中国服务业进出口贸易份额占世界比重由0.6%上升至5.6%，平均增速为17.8%。其中，出口额比重由最初的0.7%上升至4.4%，平均增速为16.2%；进口额比重由0.5%上升至6.8%，平均增速为20.5%。但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信息、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服务贸易仍滞后于货物贸易。但同货物贸易不同的是，服务贸易在整个80年代，贸易出现顺差，1991年，贸易顺差额达到最大值，为30亿美元。随后的20年，服务贸易出现逆差，并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2004年，贸易逆差额达到95亿美元，为1992年以来最大；2005年，旅游、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其他商业服务业顺差的增加使贸易逆差额较上一年下降2亿美元，并呈现出缩小的态势；2006年，贸易逆差进一步缩小，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不及货物贸易的1/9，远低于世界平均约1/4的水平；2008年受运输、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逆差扩大的影响，该年出现1997年以来贸易逆差的最大值；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实现恢复性增长，进出口总量创历史新高，贸易逆差明显缩减，出口和进口世界排名双双攀升。其中，出口居世界第四位（前三位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进口居世界第三位（前两位依次为美国、德国）；服务出口额占货物的比重达到10.8%，为2003年以来的最大值；随后的两年，逆差持续扩到，2012年，贸易逆差为897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值；服务出口占货物出口比重下降至9.3%，受服务业进口的增加，服务业进口占货物进口比重回升至15.4%。

三、因势利导 转变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分工背景下，我国利用劳动力充裕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事增值程度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低廉的要素成本使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自2009年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后，中国出口占世界比重不断上升，贸易大国地位逐渐确立。在国际市场需求低迷、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经济发展结构型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传统的贸易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这表明我国还不是贸易强国。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我们在巩固传统优势的同时，顺应和进一步促进要素禀赋的变化，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就是：

一是促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结构型问题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依据政策优惠及经济地理优势，集聚了大量的国内外企业，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受资源环境及土地行政面积的约束，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不断上升，使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而拥有更大土地面积、劳动力等各种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等投入要素价格低于东部地区，因此，巩固传统优势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二是顺应并进一步促进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即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一方面要推动中国从价值链增值程度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发展，参与研发、设计、营销等方面的分工，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由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中间品产业、服务业转变；另一方面要求对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性能等，保持原有优势。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即充分发挥传统要素的作用，又要促进新要素的积累。具体来说，推动我国由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的转移，必须注重技术、高技能人才等因素的积累和升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建设，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高，但教育的大众化，使我国高技能人才仍然缺乏，因此，高等院校及职业技术院校积极调整现有的专业设置和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建立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培养大批的高素质、高技能工人。另一方面，企业为青年工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对于高技能工人，企业又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聘请相关的专家向高技能人才介绍最新的理论知识进展，促进高技能人才在理论的指导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另外，伴随技术的是高技术人才，企业通过向发达国家引进高技术人才，从而间接引进先进技术。

（二）引进适宜技术，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技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技术结构的升级要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基础。要基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引进适宜的技术，而不一定是发达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是循序渐进的。我国现阶段面临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水平逐步提高，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本较充裕，高技能人才相对缺乏的要素禀赋格局，要素禀赋层级总体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在引进国外技术时，要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通过引进相对适宜的技术，进行模仿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水平。

（三）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配置作用

作为外贸经营主体的广大中小型企业，一般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创新能力较强。但是，“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制约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资本要素流向收益报酬较高的领域。鼓励中小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转向更高端的价值增值环节。

            来源：《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