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管理实践须臾不可分离。管理学随着管理实践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其最深刻的本质在于与时俱进的实践性。正如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样，管理学更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脱离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管理理论研究必将成为无源之水，缘木求鱼。

　　（一）管理实践始终是管理理论产生发展的源泉

　　管理实践一直是管理理论产生发展的主要源泉和驱动力量，反过来说，管理理论始终是在立足实践、超越实践、反躬实践的闭环中得以不断发展创新的。纵观管理学说史，无论那个阶段的重大理论学说，大多是具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的企业家或管理学家总结提出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古典组织理论及管理过程学派的创始人法约尔，都是公司总经理级别的企业家。哈佛大学教授梅奥是在主持霍桑工厂实验基础上促使行为科学理论诞生的。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流派代表性人物中，穆尼、戴维斯、孔茨、巴纳德、德鲁克等，都是直接经营企业的企业家；一些管理理论学派的创始人虽是大学教授，但代表性成果多是直接源于对具体企业的调查研究而成就的，如明茨伯格、伍德沃德、卢桑斯、钱德勒等。在当代管理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诸多学派的奠基性成果，也多是出自具有深厚实践背景的管理学家或企业家，如彼得斯、波特、圣吉等；甚至诸多代表性成果直接出自企业，如波士顿管理顾问公司提出的经验曲线和成长—份额矩阵、通用电气公司提出的以市场吸引力和企业优势为变量的GE矩阵、摩托罗拉公司提出的6西格玛理论、麦肯锡公司提出的7S理论、日本丰田公司的精益生产方式、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理论，等等。

　　当然，管理实践不直接等同于管理理论，要想把丰富多彩的管理实践上升为科学的管理理论，必然存在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再加工”过程，这恰恰是管理学者的使命和价值所在。尽管管理理论成果存在自身的内在属性和逻辑要求，但并不改变管理理论的实践性本质。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指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只有坚持实践导向，管理理论才能保持生命之树长青。

　　（二）单纯实证主义管理理论研究的弊端

　　然而，自从实证研究范式流行以来，管理研究渐渐偏离实践性的要求，步入了“繁琐哲学”式研究而不能自拔。应该说，实证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和范式，至今仍闪耀着科学的光芒，历史贡献功不可没，今后应该继续鼓励，但要避免走极端。从目前普遍情况来看，管理研究主体多为“从校门到校门”后躲在大学“象牙塔”里的教师，一味从书斋里而不是从企业实践中寻找选题，对研究对象缺乏经历和体验，研究过程走纯粹的“技术路线”，研究成果也就难免成为“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甚至可说是“极其完美地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当下，这种脱离实践的学术倾向越来越盛行，管理学界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并且“自娱自乐”。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原院长理查德·施马伦西2006年在《商业周刊》撰文指出，美国商学院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注重学术研究、忽略管理实践的风气，导致了近年来对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脱节的批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管理学院需要鼓励有思想、有实践经验的教师，致力于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研究，这样，既能改善教学，又能提升管理实践。他批评现有的学术奖励体系，引导教师惟有通过在权威期刊上发表专业研究论文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去奖励那些花大量时间对某一行业进行实地考察并研究其中问题的人。目前的学术聘用体系和奖励教授的方法不能吸引或鼓励那些以实践为导向的教授，而学院需要这样的教授使学院的研究和教学更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挑战。领导力大师本尼斯2005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商学院如何迷失了方向？》，认为过去几十年一些顶尖商学院悄然无声地改变了自己的文化，他们仅靠科研成绩来衡量自己的作为，有少量研究成果是杰出的，但大多数成果与实践脱节，对商业从业者来说毫无价值。他提出商学院应鼓励并奖励那些能启发和解决今天的商业实践所面临的难题的研究。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是多方面，但与学术界“无实证不论文”的学术时尚密不可分。实证研究是一种进步，但过度滥用则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实证研究应该是先论证相关变量的逻辑关系，这是模型构建的前提，但现有研究过于突出数据与工具的使用，而忽略了相关变量的逻辑论证；现有模型与实证研究通常简单地根据实证结果陈述因与果的关系，而不是探索因与果之间的作用发生机制；一些研究的理论模型基本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有些直接照搬，有些稍作修改；任何模型都基于一定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本身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情却鲜有考量；实证研究的数据还存在真实性、科学性、合理性问题，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代理变量”选择上过于简单，等等。我们指出上述模型化实证化研究上的一些弊端，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模型化和实证化的研究方法，而是需要注意到模型化实证化不是万能的，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予以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应该倡导包括质性分析、案例研究在内的多种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之间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把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三）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这为包括管理研究者在内的理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但知易行难，需要管理学者、管理学院、管理期刊共同发力，对标实践，矫正偏差，早日使管理理论研究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1.学者自觉

　　目前，管理理论研究的主体多是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这些研究人员虽然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但多数都是缺乏实践阅历和经历，实践体验和经验严重不足，躲在“象牙塔”里从事管理研究，难免选题上“找不着北”，内容上严重“内卷化”，方法上只能通过二手资料做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不知所云，政策建议隔靴搔痒。为改变这种理论脱离实践的状况，广大理论工作者应该积极“走转改”，即“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研究者要走出“象牙塔”，深入企业实际，使用“田野作业法”，从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中提炼研究选题，以通过调查得到的一手资料数据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进行规范建模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需从实证研究中得出，政策建议需与研究结论密切相关。在这方面，管理咨询公司为企业诊断的流程和方法非常值得学者借鉴。

　　2.评价导向

　　学术研究中理论脱离实践的现象，与学术评价的“指挥棒”有关。为鼓励管理学者发表货真价实的论文，亟需改革长期以来流弊甚多的论文评价导向制度。无论是教育部门考核高校，还是高校考核教师，不仅陷入了“无论文不科研”的境地，而且始终走不出“无量化不管理”的怪圈，量化考核的结果就是简单的“数数”和“计分”。为此，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关于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文件提出“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评价导向改革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只是有待早日落地。鉴于广大教师实践经验匮乏，高校应该鼓励广大教师多多参与实践，如直接创办经营实体、企业顾问和独立董事监事等形式的企业兼职、企业挂职、承接企业委托项目、开发企业案例、实地调研等。其中企业委托项目和案例都应根据质量情况享受与其他科研成果相同的激励政策。

　　3.期刊引领

　　期刊是论文发表的载体，也是论文发表的指挥棒。高水平期刊应该积极引领学术风尚，在坚持自己办刊理念特色的同时，鼓励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论文风格的差异化。“文无定格”，好论文关键在思想体系，论证阐述的形式应不拘一格，不应局限于“土八股”或“洋八股”式的千文一面。为此，不是反对论文模型化实证化，只是反对唯模型唯实证，在论文发表取向上，高水平期刊在内容题材上应该带头坚持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历史与逻辑等方面的统一，在范式形式上应该追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鉴于当前学术论文普遍存在的思想贫瘠和方法单一的局限性，管理期刊当务之急是弥补实践短板。在这种背景下，管理世界杂志社在长期重视管理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深入贯彻落实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举办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的学术会议，可以说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2021年3月，《管理世界》等26家管理类、经济类核心期刊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带头开设案例研究专栏，共同搭建实践创新成果的宣传阵地，推动形成中国案例研究浓厚氛围，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相信有了期刊引领和高校导向，加上学者自觉，管理理论服务管理实践的能力会越来越高。 

　　来源：《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体系》，《管理世界》，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