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40余年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发展环境面临复杂深刻变化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经验表明，只有深刻认识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求，真正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全面尊重和依靠、激励和保护中外人民、中外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运用国内外的劳动力、知识和资本，才可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由认为，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增长方式有待全面转变。但不论国际、国内环境如何，我国未来发展应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教兴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理念，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未来应如何坚持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
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的理念。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原则。在依托我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市场、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分工、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国和世界的互利共赢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我国要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全面推进劳动力、知识、土地、资本、服务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促进内外就业、创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的衔接统一，全面建设开放统一、竞争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市场；
深化研究、教育、医疗、环境、出版等领域的改革，推进知识领域的交流、理解和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这要求我们以开放包容、平等交流、分工合作、共赢发展的文化自信和大国心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交流、了解、学习和应用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01未来发展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环境是指人类赖以存在、发展的外部客观条件，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一国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有赖于对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等环境和条件的全面准确的观察和分析。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复杂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我们才能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从国际环境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复杂的重大变化：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16～17世纪，自哥白尼“日心说”为起始，到牛顿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完成了经典力学体系的构建，人类经历了第一次科学革命；此后，人类又经过了17、18世纪欧洲思想解放运动，18、19世纪以蒸汽机、机械化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890年以后以量子力学、相对论、生物学为核心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和以电气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率先崛起，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后来居上。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机械、电力、电子、信息技术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微电子、生物技术、能源技术、互联网、数据库、物联网、区块链、分布式账户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始进入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
1956年美国工人中的白领人数超过蓝领；2003年成立的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最初的创业团队主要来自硅谷，用IT理念制造汽车；2020年美国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发布了最新一代脑机接口的芯片和医疗设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分析，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足10%，此后这一比例不断提高。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在科学研究、科学技术上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其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又不断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从20世纪的50%提高到目前的70%至80%。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1978～2017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经济总量及对世界经济贡献率来看，虽然仍保持着美国一家独大、多极发展的格局，但美国相对地位有所降低，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27.8%降至2017年24%，欧元区、日本分别从25.7%、12%下降到15.6%、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份额更下降到2%，约与韩国（1.9%）相当，巴西从2.4%微增到2.5%，非洲经济停滞不前，南非甚至从0.6%下降到0.4%。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与合作，国民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份额从1978年的1.8%迅速提高到2017年的15.2%，印度从1.6%提高到3.2%，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最大获益者。尽管如此，我国在科研、教育、工业化、城市化、国家治理等方面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现代化还是我国要全力实现的奋斗目标。
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转型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矛盾和缺陷并未彻底消除，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长期萧条，以及2016年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美国特朗普总统实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是让原本动荡的世界雪上加霜，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一些国家对他国的遏制打压全面升级，我国发展面临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
02未来发展的国内环境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
我国经济领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尚未完善，各种所有制、内外资企业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公正监管的市场体系尚未建成。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有待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政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有待深化。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上，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教育、医疗等领域也有待深化改革。
人口的结构、素质和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人口大国的发展优势要通过自主性、高素质、年轻化、流动性的人口实现，但我国人口结构相对不合理，教育年限和科学素质不足。究其原因，
一是人口生育率持续降低，老龄化程度加剧，赡养负担加重。据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2019年底，我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但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简称TFR）仅为1.47，远低于全球2.45、发达国家1.67；14岁及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17.7%，远低于全球25.9%、印度2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6%，远高于全球9%、印度6%；
二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偏低。据国家统计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人口（6岁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1980年为4.5年，1990、2000、2005、2010、2015年分别为6.26、7.62、7.8、8.8、9.4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受教育年限1985年为6.38年，2005、2010、2015、2018年分别为8.5、9.5、10.2、10.6年；2015年我国大专以上人口、高中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2.4%、15.3%，而初中及以下人口超过70%。而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15年，如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2018年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3.7年，硕士及以上、学士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3.1%、35%；
三是人口的科学素质偏低。据中国科协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2010、2015、2018年分别为3.27%、6.2%、8.47%（农村4.93%），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换言之，高老龄化、低教育年限和低科学素质的人口将成为未来限制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四是人口的流动性、组织性不高。1954年我国《宪法》规定居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但目前户籍制度改革仍未完成，合作社、工会、商会、学会等社会组织及相关治理体系有待健全。
知识、技术和经济创新能力不高。
我国创新环境明显优化，据知识产权组织报告，2019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投入总额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研究与开发人员数、国际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其中，华为公司以4411件已公布申请连续3年成为企业申请人第一名，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129个经济体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1年的第29位提高到2018、2019年的第17、14位。
但在基础和高等教育、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企业发展竞争环境等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例如，研究与开发资金投入大但产出效率不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发表论文数量多但创新性、引用率不高；出口产品数额大但增加值偏低；大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严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等。
1978～2017年我国三种专利中的发明专利申请占比仅为35.5%，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为90.4%、82.3%、80.5%、72.3%；我国发明专利授权占比长期低于20%（2019年为17.4%），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约为80%；我国国外申请专利、国外许可专利占比长期低于5%，而美国皆超过40%，我国核心专利占比不足1%，而美国约为20%；我国在光学、电机电气装置、音像、医学、运输、计算机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尤其显著，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7、2018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分别为逆差239、302亿美元，美国分别为顺差796、767亿美元。
经济增长方式有待全面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人口、资源的大规模、低效率投入。例如，据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1999、2009、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GDP的比率分别为36.4%、67%、71.7%，且这一比率趋于上升。近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其GDP几乎相当，但GDP增长率于2007年达到峰值后即持续下降，2012、2016分别跌破8%、7%。2019年，我国钢材、水泥、煤炭的使用量分别为41.5亿吨、12亿吨、23.5亿吨，约占全球总量的60%、60%、50%，但只产出了全球16%的GDP。
即便考虑到工业化、城市化对投资和资源的较高需求，我国劳动生产率依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例，按照Perkins、Rawaki所撰《预测2025年前的经济增长》一文（见勃兰特、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1978～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5%，TFP年均增长率为3.8%，TFP对GDP贡献率为40.1%，但这主要依靠人口、资源的长期大规模投入。按照张文魁等人研究，2008～2014年我国GDP增长率从9.6%下降到7.4%，但TFP急剧下降到-0.6%至1.2%，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资源红利的逐渐耗竭，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难以有效应对国际分工和竞争，不能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二者之比为2.56∶1，2007年达到峰值3.33∶1，2019年达2.64∶1；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西北、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工农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华北地区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滑趋势。如果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南、北方的GDP总量之比从1978年54∶46、2009年55∶45扩大为2019年64∶36，2019年北方省区只有北京、天津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线，只有北京进入全国十大城市榜；
三是居民收入、财产分配不平衡。1978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24，1987、1998年后持续超过0.3、0.4，2002年超过0.45，此后逐年振荡上升，至2009年又开始逐步回落，直至2018年依然高达0.47。我国居民财产分配差距更大，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1995、2002、2012年我国财产分配基尼系数分别为0.45、0.55、0.73，考虑到特定群体非公开性的收入和财产，基尼系数可能更高；
四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在铁路、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烟草、电信、军工、公交、煤炭、航空航天、银行保险等行业保持主导甚至垄断地位，其中，外资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2%，但1996～2018年其税收、出口分别占全国的18%、50%。竞争不充分的金融企业的工资、利润水平更是远远高于非金融企业，2019年上市公司人均薪酬16.4万元，而金融行业高达41.1万元；
五是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住房、城市化、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较多。例如，2019年我国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38%，适龄人口高中（含职高等）毕业率仅超过70%，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依然不足，我国社会保障41%～45%“五险”费率和2018年养老保险28%的名义费率、21.6%的实际缴费费率都远高于多数国家；而社会保障水平起点较低，2019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仅53266万人，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和效率有待改善，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生的三大痛点。
我国人均GDP水平不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更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1元（约合156美元），2019年增至70892元（约合10261美元），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4万美元，美国1978年人均GDP为10565美元，2019年超过6.5万美元。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按收入来源包括工资、财产等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是居民分享发展成果、家庭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对初次分配总收入通过经常转移形式的再次分配（居民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交纳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帐补贴）。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相较于人均GDP更低。例如，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0733元，人均月收入仅为2561元，其中约6亿人口月收入约1000元，9亿人口月收入约2000元，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人均GDP的43.4%，这一比率30年来基本未变。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多相当于人均GDP的50%至75%。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美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占比在1943年为1485、1023美元和69%，1973年为6726、4635美元和68%，1978年为10565、7220美元和68%，2008年为48330、35486美元和73%，2017年为45480、59472美元和76%。换言之，2019年我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美国1978、1973年的水平，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偏低，这意味着我国居民分享发展成果、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偏少，而政府支配使用的收入偏多，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共享水平不高。
2018年，我国税收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分别为156401、183352、75405、2900亿元，税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前四项收入占GDP之比分别为17.4%、20.4%、29.1%，这些宏观税负指标并不高。但如果加上税费之外的政府债券、其他收费和受贿等收入，考虑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我国宏观税负指标或许超过50%。据普华永道和世界银行2004～2020年《全球纳税报告》，2004、2017、2018年我国企业的总税收和纳费率分别为82.8%、64%、59.2%，世界平均为53.1%、40.4%、40.5%（2018年北美38.7%，欧盟38.9%，南美53.3%，非洲47.3%），可见，我国宏观税负实际水平偏高。
03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发展战略
立足经济分析，“人民主体”不仅包含国内居民、企业等经济主体，也包含国外居民、企业。中国的发展战略应当全面平等尊重、激励、保护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以激发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竞争力，进而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国际、国内环境是居民、企业等社会经济主体存在、发展的外部因素，是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性质的客观反映，也是我国分析、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世纪罕见的供给中断和需求萎缩的双重冲击，我国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果断采取行动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并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2020年二、三季度经济即转为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2%、4.9%，全年经济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长期战略看，必须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基本条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有利于调动国内外居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提高国内外劳动力、知识和资本的配置效率的改革开放举措，推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构建中国和世界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明确概括了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展大国开放经济的根本保障。由于人民是发展的社会主体，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全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全面激发和保护全体居民、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如此才能够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在经济分析中，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持生产者主权和维护消费者主权，这一过程中的决策和行动、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主体都应当且只能是人民，归根结底，必须坚持人民是经济活动、社会发展和人类历史的主体，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同时，居民和企业是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者，是经济活动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居民和企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的方式、效率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为全面落实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每一位公民及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有效调整民事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只有以人民为主体，才能够尊重、激励和保护居民、企业的就业和创业；居民和企业才能成为有尊严、有能力的就业者和具有竞争力、有效率的创业者；居民才能够通过高效劳动和投资而创造、分享更高水平的发展成果，才能够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全面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直接决定了人民改造世界的能力、过程和结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创新能力是引领居民、企业全面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才能够保障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GDP增长率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更快下降的新常态发展阶段。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只依靠简单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投入，更有赖于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生产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法律创新。在近几年的国际竞争和贸易冲突中，也暴露了我国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差距。我国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中仅有2.2%向境外提交国际专利申请，只有华为、中集、大疆、迈瑞等极少数企业的技术水平开始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我国基础性、前沿性、关键性的知识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依然严重不足，支持国民经济有效运行和持续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不高，如果不全面、迅速改变当前情况，必将难以顺利实现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要深化改革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体制，充分尊重研究人员的创新自由并全面调动研究人员的创新动力；要深化改革各级各类学校体制，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在全国均衡发展，尽快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改革大学教育和管理体制，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让全体居民成长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事业劳动者和建设者。
此外，市场要成为配置知识资源的重要方式，企业要成为知识应用的主体，要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和整体上就是指提高知识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越是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阶段，越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够从过去的人口、研究、教育、工业、服务业大国，全面转型为人口、研究、教育、工业、服务业强国；国民经济才能转向创新型、开放型、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
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
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替代居民、企业和市场，不是直接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而是要充分尊重和全面保护每个人及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体现人民的意志，尊重人民的首创，为居民、企业等主体的社会活动提供公平有效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服务，以及提供市场、社会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此，在体制改革、政策调整的攻坚期，全面有效推进深水区的各项改革，畅通居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渠道，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公开化、便利化，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而充分释放和持续发挥制度和政策红利，这应当成为下一步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具体而言，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经营、行政许可和市场管理、财政收支和社会保障、货币金融等领域应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国家和政府要明确国有企业的性质、地位和职能，推进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经营的分类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调整国有企业在铁路、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烟草、电信、公交、煤炭、航空航天、银行保险等本应竞争性较强领域的垄断性政策；要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体制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的清单制度，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清单管理，对新职业、新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适当清理和减少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领域的管制性政策，加强事前的公共服务和事中、事后的依法监管，形成平等准入、开放有序、公平竞争、公正监管、诚信守法、高效规范的现代化市场体制；
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完善预算、税收、支出、债务等方面的统一公共财政体制，合理降低居民、企业的税负，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效率。例如，社会保障费率的国际水平约为17%，我国“五险”名义、实际费率可否分别降低20或1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GDP的60%～70%，我国可否将43%的比率逐步提高到60%以上，让广大居民和企业真正成为投资和消费的主要主体？同时，我国要深化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稳定货币发行并规范金融监管，进一步开放银行、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建立开放竞争性的金融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我国民营企业贷款长期仅占银行贷款余额的25%和企业贷款余额的40%左右，非完全性竞争的金融市场导致金融企业长期过高的工资和利润水平。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首要发生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与商业、金融业的全面结合不仅造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即经济活动的信息化、金融化，而且过度刺激了中低教育年限和中低收入水平的广大居民的消费和借贷，财富不断向信息、金融行业集聚，扩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这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1970年代和中国1990年代以来产生的经济现象。我国有必要有效监管信息、金融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
04全面开放的发展战略
全球几百年、我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我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退回封闭落后的孤岛困境；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现代化事业离不开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如果说对内改革是尊重和发挥本国人民的主体作用，对外开放就是为了尊重和发挥外国居民、企业和政府的主体作用，国际性分工、竞争与合作是各国劳动力、知识、资本的双向流动和互利运用，是各国居民、企业、政府之间的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分工合作、包容发展。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不只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一体两面，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进程。
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的理念。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是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实践经验，也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原则。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和“三个有利于”的实践原则，我们要不断突破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弊端，吸收人类文明的各种成果，全方位、系统性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为国内外居民、企业提供自由平等的发展条件，是为了平等有效地“引进来”和“走出去”。
未来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就是自由准入、内外平等、社会分工、公平竞争、创新推动、法治保障的开放性市场经济。伴随近年来我国GDP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趋势，过去过度依靠简单劳动力和资源投入的大规模、低增加值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而当前国内科研、教育供给和管理能力亦难以充分支持我国未来发展，在依托我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市场、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分工、交流与合作，实现中国和世界的互利共赢发展。
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
自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72年中美签订《上海公报》、1980年我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充分依靠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不断推进从对外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开放型经济，使商品出口与居民消费、生产投资共同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前进的三驾马车。从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2050年发展目标看，我国要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原则，继续放宽准入限制，全面推进劳动力、知识、土地、资本、服务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促进内外就业、创业、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方面的衔接统一，全面建设开放统一、竞争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市场。
只有全面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即凡是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所有居民、注册的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才能够全面、深入、持续地激励国内外居民、企业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一切拥有各种资源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可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开放发展新格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双循环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内卷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竞争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大循环，国内分工、公平竞争的国内经济循环与全球分工、开放竞争的国际经济循环是互联互通的统一体系，构建双循环格局才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在社会分工、知识创新、企业生产、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大国比较优势。
深化研究、教育、医疗、环境、出版等领域的改革，推进知识领域的交流、理解和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我国既处于未来发展战略目标实施的关键机遇期，又面临艰巨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知识、技术、组织、经济等领域创新能力不能充分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等严峻问题层见叠出。这要求我们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以开放包容、平等交流、分工合作、共赢发展的文化自信和大国心态，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交流、了解、学习和应用人类一切文化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来源：人民智库微信公众号，2021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