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前瞻性、科学性的研判与规划。
其中，《建议》专门对国资国企作出重要部署，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
此外，《建议》还专门针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十四五”时期，国企改革将呈现怎样的新面貌？如何向改革要活力，发力点在哪里？如何抓重点，补短板？数字化转型如何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围绕这些问题，人民网在11日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成立仪式暨首届国有经济研究峰会上独家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
人民网：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专门对国资国企作出重要部署。您如何看待新时期新阶段，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面临的新要求？“十四五”时期，国企改革将呈现什么样的新面貌？如何向改革要活力，发力点在哪里？
戚聿东：看得出来，国资国企改革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占有很大分量，任务重、系统性强，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要求国资国企改革进行战略设计，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4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和中心地位。经过长期持续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经济增长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模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改革永远在路上，仍有诸多未竟使命有待完成。
《建议》中提出的上述改革规划涉及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产权结构改革、治理结构改革、市场结构改革、监管模式改革等核心问题，个个都是“硬骨头”，抓住了这些改革的“牛鼻子”，就能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深化，继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可以期待，未来5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目标愿景一定会越来越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国企新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民网：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是国企改革的重头戏。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时期国有经济将如何进一步调结构、优布局。调整过程中，哪些重点要抓，哪些短板要补？有哪些要注意的关键环节？
戚聿东：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在国有经济结构布局优化方面下功夫。
一是国有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如果国有企业产业结构过于宽泛，就容易导致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降低，同时也对民营资本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二是国有企业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应该重点专注于大中型企业，针对国有制小微企业可以逐步收缩甚至退出。三是国有企业资本结构优化。从“十四五”改革趋势看，国有资本要注重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绝大部分重要竞争性领域需要按照“混改”要求进行改革，保持国家相对控股。四是国有企业管理层级优化。国企改革应按照网状化扁平化趋势，压缩管理层级，减少法人户数，通过“瘦身健体”，压缩管理层级。
人民网：《建议》针对“加快数字化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您认为该如何认识新时期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工作？数字化转型如何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戚聿东：的确，规划建议专门辟出一条阐述数字经济，把发展数字经济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阐述。《建议》中其他各条规划大多也都包括数字经济的相关内容，如“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建设智慧农业”“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等。足见数字经济在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分量，也足见中央对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和超前布局。
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新制高点，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在角逐这一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位，一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已在引领全球潮流，但国有企业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相对滞后，必须奋起直追，后来居上。
国有企业主要分布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鉴于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渗透”和“赋能”作用，因此产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为此，国有企业必须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作用。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8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就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全面部署，要求国有企业引领和带动中国经济在数字化变革中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应该说，这个政策文件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将会全面助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进而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进行全面的“赋能”。
人民网：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是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您看来，加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实现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在哪些方面聚力？
戚聿东：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字经济是“两局”题中应有之意与重要组成部分，《建议》提出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此，需要广泛实现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数字化。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各个环节。
从企业层面来看，第一需要企业进行顶层设计，确立数字化转型意识。区别于工业化时代企业主要关注于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等属性，数字经济下企业管理将围绕用户而展开，产品、服务的模式均以价值的创造与供给为核心。数字化不仅是利用ABCD（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提升效率，而且意味着竞争属性的变化，也意味着管理思维和范式的转变。企业只有聚焦满足用户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加强与生态伙伴的密切协作，才有可能把握住数字化机遇。
第二，及早制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大势所趋，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依据战略管理的组成要素，制定既先进又可行的数字化战略及其实施方案。这就要求企业依据“系统决定成败”的理念，先行满足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件；同时根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及时“补短板”。例如对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而言，需要构建数字化决策体系与管控系统，促进组织结构的网络化、扁平化；需要注重线上和线下渠道有机结合，运用大数据增强营销行为的精准化、精细化等等。现实中的数字化战略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选择，也不完全是管理方面的考量，甚至包含着对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以及对各种利益集团的精心考虑和妥善安排。
第三，加强对数字化人才的内培外引。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培养、吸纳一批具有数字技能的人才队伍，对于企业转型升级、强化核心优势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未来中国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肯定会更为旺盛，对此，企业需要主动应对。例如可设立副总裁级别的首席数字官（CDO），统筹软件平台建设、运营以及数字化人才队伍的管理。在加大对企业内部人员的数字技能进行培养的同时，利用外部渠道向全球招聘所需要的数字化人才。
人民网：数字化技术催生了企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国有企业作为“顶梁柱”“压舱石”，该如何带头做好经营管理和商业模式的数字化转型？
戚聿东：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转型前的可行性研究和转型中的过程管控，更包括转型后的管理适应性转变。没有后者，即便是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也难以持续下去。为此，数字化企业必须同时着手做好以下方面的经营管理适应性转变：
一是走向大规模定制甚至个性化定制，这是数字生产最核心的要义；二是走向模块化制造甚至柔性化制造；三是研发设计走向开源化开放式研发；四是产品设计走向版本化迭代化，最大化满足消费者需求；五是针对版本化迭代化产品实行定价模式的结构化、动态化和个性化；营销模式走向基于大数据的精细化精准化；六是组织结构走向网状化扁平化；七是用工模式走向灵活化、弹性化就业。
总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之后，需要搭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借助“算法+算力+大数据”实现经营管理的适应性转变。
人民网：当前，5G背景下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对于重塑传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等具有哪些重大意义？
戚聿东：数字经济对传统“三链”都具有很大程度的颠覆，为此需要面向数字经济时代的“三链”重塑。在产业链上，数字企业都非常注重生态圈建设，可谓“人无我有，人有我更有”，要保障产业链较为齐全，关键互补性产品需要“自营”，如英特尔公司、亚马逊公司、谷歌都是这样。未来数字经济领域，企业生态圈之间的竞争会日益成为常态，竞合也会成为平台之间竞争的最高目标。
对中国而言，《建议》提出了产业基础高级化问题，这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尤为重要。为此企业应加快自主创新，尽早补齐工业软件短板，积极实现工业软件国产化，构建国内工业软件生态系统，在供应链和物流系统方面，要注重以一体化体制实现协同化。在价值链上，需要尽早走出“中国制造”的微笑曲线境地，针对高端颠覆式技术，可以发挥举国体制，联合攻关，集中力量解决“头部”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当然，“尾部”品牌特别是平台生态圈品牌建设问题也是当务之急的大问题。不管是5G还是正在研发的6G，凭借高速率低延迟的特征，有助于以复杂算法、强大算力和大数据优势助力企业平台化的运作和管理。
来源：《人民网》，2020年11月13日 记者 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