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4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4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 均 收入 为7900美元，比中国人均收入高出约7%。

●为了加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国有必要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此，中国首先需要保持一个稳定而又多元的社会环境，努力避免出现社会骚乱和安全隐患。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作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进一步提到“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又称为 “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middleincomecountriestrap），是指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长期处于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状态，无缘成为高收入国家。

在过去近十年中，“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定义有争议，但是它又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历史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少进步，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过30年的努力，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中能够顺利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而且，不少的中等收入国家在上世纪70-80年代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现今仍是中等收入国家。

这些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被称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虽然在理论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和内涵有争论，但是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不前。世界银行对世界各个经济体根据其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四个等级：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它们的收入区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全球经济变化作出调整。例如，世界银行制定的2010年的标准是，人均收入等于或低于100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06—397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976—1227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12276美元或以上为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的世界发展指数（WDI），在全球214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经济体为89个，占比为42%，其中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有40个，占全球经济体的19%。2014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14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400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4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为7900美元，比中国人均收入高出约7%。

然而，即使确定了中等收入区间，可是如何界定一个国家是否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仍是一个问题。在这个收入区间停留多长时间才可以称之为掉入陷阱呢？我们不难算出一个国家从1005美元到12276美元，在不同收入增长率下所需要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保持人均收入增长率在10%的水平，那么它需要大约26年；如果增长率降到5%，那么需要52年；如果增长率降到2%，那么需要128年。依此来看，一个国家长期年均收入增长率低于2%，可以被认定为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一个长期不变的标准，经过一个世纪仍然不能完成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那就意味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这种思路来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采用了绝对的标准。另外一种相对标准也出现在相关文献中。相对标准是用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与一个代表性的高收入国家（通常为美国）相比，看看其比值是长期上升还是下降。如果比值是持续下降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总之，不管是采用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还是取决于其是否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

为什么有些中等收入国家会出现长期经济停滞增长？

从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数据上来看,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成功的例子并不是很多。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亚洲几个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与此相比，不成功的国家更多，如巴西、墨西哥、南非、马来西亚。

这些所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否有一些共同的社会经济特点呢？一些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一些共性。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直接地或间接地增加了一个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第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严重的分配不公；第二，缺乏持续的创新动力和机制；第三，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滞后。

本文着重论述第一点，为什么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会带给一个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长期来看，过大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到了中等收入水平阶段，财富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加明显。相关研究文献证明，过大的收入差距和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确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而会增加一个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进一步的问题是，过大收入差距如何阻碍经济增长？其影响途径有以下几条：第一，造成消费不足，内需不足，增长缓慢。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不断下降。该理论的进一步含义是社会中低收入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会高于高收入居民。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增长只是集中在富裕人群，那么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也就是说，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带来内需不足和经济增长缓慢。第二，造成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过大的收入差距则意味着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这些人群收入水平低，只能满足其生存需要，很难靠自身的财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虽然他们也知道人力资本投资有长期收益，可以使得他们的子女永久地摆脱贫困，但是受到其收入和财力的限制，他们不能有更多的选择。这导致了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满足不了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从而拖延经济上升的时间。第三，引发社会不稳定和动乱。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社会犯罪率上升和社会骚乱不断。在一个财富悬殊的社会，财富的代际传递是不可避免的，“富二代”会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贫困也会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于是，社会阶层不断固化，社会流动性下降，“拼爹”时代出现。在这种情形下，许多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他们就会对社会分配秩序产生怀疑，逐步发展成对社会秩序的反感和对抗，对政府的不满。总之，过大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了加快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中国有必要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此，中国首先需要保持一个稳定而又多元的社会环境，努力避免出现社会骚乱和安全隐患；其次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变，实现产业升级，扩大以消费为主导的内需，从而激活经济增长潜力；最后需要改变社会治理方式，鼓励社会和民间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创造更大的思想自由空间，激发创新活力。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建立公平分配秩序密不可分的。因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是未来几年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和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