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新发展理念实际上已要求突破过去那种增长观，即“唯GDP为纲”，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速度，不重品质；只讲业绩，不讲效率和代价。

●将应对就业波动风险和各类金融风险置于经济工作的首位，应是维护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在当前阶段的上策。

从“唯GDP为纲”到促进就业优先

“十三五”（2016-20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前几个五年规划时期，尽管当时也遇到了种种内外冲击和挑战，但经济增长业绩一直十分突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当时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是7.5%，后来实际取得了11.2%。“十二五”时期（2011-2015年），当时规划目标是7%，后来实际取得了7.8%。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也为现在“十三五”时期的继续发展和平稳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新常态”具有多方面的特征。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的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其次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不仅涉及诸多宏观经济的结构指标，例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以及内需与外贸的比率等等，更重要的是会体现在产业活动部门构成的多样化和相互地位的调整上。再次，还有体制机制和经济行为方式的转变，即朝着更加市场化和公平透明的方向发展。

在“新常态”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前些年的水平有显著下降。这种下降是必然的、合理的，而且由于长周期的缘故会持续相对长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新发展理念实际上已要求突破过去那种增长观，即“唯GDP为纲”，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速度，不重品质；只讲业绩，不讲效率和代价。

降低GDP增长目标的重要性，前些年已被提出。在贯彻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时，这个转变尤其需要突出和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些都是十分有高度的概念，应体现在所有领域和工作中。具体就经济领域而言，应重视将过去的GDP优先转变为促进就业优先。

将就业稳定目标置于优先地位具有新的意义。“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已经提出。那个时候主要是为了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和“民生为主”的精神，具有很宽泛的含义。今后一段时间，在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在结构调整推动下，就业稳定目标必然凸显其举足轻重的意义。

如“十三五”规划纲要所指出，针对在早些年过快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过剩产能问题，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去产能”。深入认识这个调整任务的内容和意义，决不能仅仅看到“产能”概念中的物品属性，更重要的是看到它们所伴随的人员问题。在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和地方，“去产能”的调整工作已经遇到如何处置相应的过剩员工问题。而且，不难预料，随着“去产能”工作的全面展开，多余员工调整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去产能”所涉及的行业将十分广泛，尤其会在不同程度上发生在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不仅会影响到原已属于城市居民的员工，也会影响到常说的“农民工”，即那些已在城市或工厂长期就业但仍未取得当地居民资格的员工。后者的流动和工作岗位，也是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十二五”时期结束时（201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比规划目标（51.5%）高出4.6个百分点，相当于至少多出了6,000万人移居到城镇，或者说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移居城镇。在未来五年，这样大规模的城镇化是否能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妥当应对去产能进程中的就业波动问题。

一般而言，经济风险在经济上行时期和下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两者是不完全对称的。在经济上行时期，一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有通货膨胀风险，资产泡沫风险，过度杠杆风险，以及本国货币对外过度升值风险等。在经济下行时期，经济风险则会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包括就业波动风险，通货紧缩风险，财政平衡风险，高杠杆风险，不良资产扩大风险，资产价格波动风险，资本市场动荡风险，资金抽逃风险等等。在经济下行阶段，就业波动风险应被认为是最大的经济风险。因此，应对就业波动风险应当置于新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工作的首位。这也是相对降低增长率目标和大力提升就业促进任务的新意义所在。

积极防范各类经济风险

除了就业波动风险，防范其他类型的经济风险也应当置于重要地位。就通货紧缩风险而言，这显然与就业波动风险高度相关。当一大批社会成员在短时间中失去就业岗位或遭遇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形，社会总需求便可能快速收缩，从而引起通货紧缩预期。一旦通货紧缩预期出现，货币政策转向扩张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指望其见效。按照官方发布的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和当前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换算出来的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为2014年-0.5%，即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价格总水平比前一年有下降。这是通货紧缩的一个迹象。当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应该夸大这种风险。追溯历史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数个年份中出现过短暂下降，分别有1983、1998-1999、2009和2015年。从国外经验看，一旦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持续时间常常至少有三五年。

财政平衡风险与债务风险和高杠杆风险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到要“去杠杆”，实际上已经在针对这些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风险，除了就业波动风险之外，主要还有各类金融风险。这包括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率上升，股权市场价格波动和融资功能萎缩，大规模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以及金融体系中流动性的突然枯竭。在过去的一两年中，这些情况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生。未来一段时间中，类似的情形还会出现。如前所说，在“去产能”过程中，一些企业将退出市场，还有许多企业将削减经营规模。如果伴随着人员离岗以及员工收入的减少，那么，这些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机构必然面临资金流的萎缩。一些企业早先从金融机构筹措的资金也将被划入不可偿还类。这样，经济波动的风险便传递到金融部门，并在金融体系中以多种方式和途径表现出来。

应对金融风险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但这种流动性支持不是无条件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提出，在“去产能”的同时还要进行“去杠杆”的调整。“去杠杆”的含义，一方面是降低企业部门的负债，另一方面也包含有金融机构需要控制贷款发放和提高自有资本充足率。两个事情都需要资本市场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为企业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提供各类股权融资服务。由此可见证券市场的稳定对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有多么重要。

但若要维持证券市场的稳定，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维护市场参与者对交易体系的基本信心极其重要。如前所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新常态”下尽管有下降，但经济发展的活力会继续持续不断。更重要的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会有众多的企业展现出新发展动能和发展前景，以新替旧，以优胜劣。这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创造性毁灭”进程，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真谛所在。证券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能保持公平、透明和效率原则，严格惩处各类非诚信行为，就能吸引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并且也能吸引国际资金的参与。同时，政策部门必须与市场保持畅通的信息沟通，及时提供准确的各类风险提示，坚持合理的政策规则和行为方式，充分取信于市场。

展望“十三五”，可以说中国经济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经济下行既为合理和必然，又有挑战和风险。将应对就业波动风险和各类金融风险置于经济工作的首位，应是维护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在当前阶段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