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主办的“京师经管国贸论坛”在京师大厦9406会议室顺利举行。论坛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位学者作专题报告，展示了当前国际贸易与开放经济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学院师生、校内外学者及研究生代表踊跃参会，现场学术氛围浓厚。

在开场致辞中，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戴觅教授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欢迎。 举办本次论坛，旨在为国贸学者搭建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推动国际贸易研究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为国家宏观决策和企业微观布局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随后，六位学者依次围绕贸易冲击与人口迁移、政治关联与财政转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外资与绿色发展、超级出口商与产品结构再分配，到中美贸易战下亚洲供应链重塑作报告。

中国农业大学林发勤教授汇报了题为Trade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Migration”：The Impact of Soybean Import Shock in China的研究。文章从东北地区大豆产业出发，考察农业进口竞争对人口迁移的推动作用。研究结合中国人口普查、农业生产及贸易数据，利用政策调整与进口规模变动构造冲击指标，发现大豆大量进口显著压缩了本地种植收益和相关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外省迁移，加剧东北部分地区人口流出压力。对于长期移民和年轻劳动者来说，流出效应更明显，与此同时，大豆行业依赖程度较高的城市，面临更严重的福利损失和更大的人口外流风险。

中央财经大学段玉婉教授作了题为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scal Transfers in the Regional Economy的报告。文章系统分析了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机制。基于省级主要领导与中央部委官员的履历匹配数据，研究发现，省级领导与相关部委之间存在工作经历交集时，该省份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平均提高约6%，且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具有关键审批与预算职能的“关键部委”。在此基础上，报告借助空间均衡模型评估由政治关联驱动的转移分配对福利和地区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剔除政治关联会略微降低全国福利，但有助于缩小地区间不平等；若取消转移支付，则虽能提升效率，却会显著放大地区间发展差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包歌教授作了题为 Uncertainty Traps in International Trade的报告。她以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为切入点，研究短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通过企业间信息传导和社会学习机制，演化为长期的出口萎缩。 实证结果表明，即便最终并未落实惩罚性关税，非肯定性调查本身也会导致相关产品对外出口新进入企业数量持续下降。与此同时，那些与“超级出口商”存在股权关联的企业，由于信息获取渠道更通畅，受冲击程度明显较轻。在理论部分，报告构建了企业在不完全信息下通过观察他人进入决策进行学习的模型，揭示了“高不确定性—低进入—信息更新缓慢—持续高不确定性”的恶性循环。

北京大学莫家伟教授作了题为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FDI, Supply Chain Linkages, and Industrial Emissions的报告。文章聚焦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环境表现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排放数据与地理信息，结合企业间供应链关系，发现外资企业进入对周边本土企业具有显著的减排溢出效应。 研究进一步表明，环境表现相对“更清洁”的外资企业，会显著降低周边本地企业的排放强度，而“更肮脏”的外资则可能产生相反效果，FDI 的减排影响还具有明显的空间约束，即在 10 公里范围内效应最大，随距离增加迅速衰减。机制表明，这一效应通过上下游供应链进一步传导：一旦与外资企业建立供应链联系，本土企业在生产技术、绿色投资、环保声誉等方面均出现系统改善。

北京大学薛思帆教授作了Superstar Products by Superstar Firms的报告。该文在“超级出口企业（superstar firms）”文献基础上，将关注点下移至企业内部的“超级产品（superstar products）”，从实证和理论两个层面考察其对企业出口行为及宏观贸易模式的影响。在实证方面，利用中国海关企业–产品–目的地出口数据，得到几项典型事实：（1）企业内部销量高度集中于少数产品，呈明显肥尾分布；（2）行业出口变动中，逾半由“超级企业–超级产品”这一子集解释；（3）Top1 产品份额越高，企业对距离等贸易成本的敏感度越低，且外部市场规模扩大，会在随后几年系统性抬升各目的地的 Top1 份额。 在理论方面，该研究构建多国—多产品贸易模型，将企业刻画为在常规与肥尾两类产品分布之间进行选择：后者需支付额外固定成本，以换取获得超级产品的更高概率，从而在固定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形成权衡。模型显示，贸易成本下降和市场规模扩大，一方面通过 portfolio effect 促使资源进一步向优势产品和市场集中，另一方面通过 upgrading effect 提高企业选择肥尾分布的激励，从而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贸易弹性、加深出口对少数超级产品的依赖。

北京师范大学徐嫄教授作了Reshaping Factory Asia: How Did the US-China Trade War Affect the Asian-Pacific Supply Chain 的报告。该文在“亚洲—美国供应链”框架下，评估中美贸易战对亚太供应链布局的冲击与再平衡。基于2017–2019年海关数据和关税数据，发现：美国在2018年贸易战后自亚洲整体进口份额基本稳定，“去中国化”主要体现为中国增加值经东盟等第三国“绕道”进入美国。文章进一步利用加工贸易数据构建产品级投入产出网络，在 DID 模型中区分直接效应（被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对美出口下降）与间接效应（下游减产压缩中国自日韩台等上游经济体的中间品进口）。最后，在多国多部门 Armington 一般均衡模型下，对比2018–2019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与2025年美国全球层面新一轮关税加征，结果表明前者主要导致区域内产能再分配，而后者显著压缩全球贸易，中美及大多数国家均为净输家。

最后，与会专家对国际贸易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供稿：国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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