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王善迈，1937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荣休教授。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长期从事经济学与教育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和教育经济学奠基人之一。《教育与经济》杂志主编、《教育经济评论》杂志编委会名誉主任。曾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等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曾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世界银行对中国教育贷款项目中方专家组组长。

2025年11月，著名教育经济学家、中国教育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王善迈先生荣获第二届“全球教育研究方法创新奖”。颁奖词以三个短语概括他的治学路径：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证为基础、以制度为背景。寥寥数语，几乎贯穿了先生四十余年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脉络。

听到这一评价，我想起先生多年前在课堂上讲过的一件往事。

20世纪80年代初，他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学者共同承担“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重”研究。当时没有互联网，个人电脑更无从谈起。为了搜集各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投入的数据，课题组的老师们骑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室，一本一本地翻阅统计年鉴，一页一页地抄录数据，再带回学校整理、计算、建模。今天的研究者很难想象那个年代一项跨国实证研究的起点—不过是一张书桌、一摞年鉴、一册册手抄本，以及在北京街头往返奔波的自行车。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课题组尝试回答一个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富裕的国家，究竟应该拿出多少公共资源办教育？这个问题后来与“4%”这一产生影响深远的政策目标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但在先生那里，“4%”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它首先是一种做学问的方式：问题从中国的现实中来，用严谨的方法去认识它，再让研究结论回到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中去。

王善迈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政策咨询和教书育人，大抵都沿着这条路展开。

一、从中国问题出发：为中国教育经济学奠基

王善迈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并留校任教，后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1962年，他又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资本论》研究生班毕业。长期的政治经济学训练，使他习惯于将具体经济现象置于制度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中考察。他常对学生说，研究和回答中国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教育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学术视野。当时，这还是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孙喜亭、靳希斌等老师编写《教育经济学讲座》，因涉及大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时任教育系主任黄济先生请王善迈先生负责统稿。自此，教育经济学成为先生此后四十余年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北京师范大学随后为本科生开设教育经济学课程，1984年在国内率先开展教育经济学硕士层次培养，1996年开始招收教育经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先生长期担任这一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1989年，先生主编的《教育经济学概论》出版，成为当时影响广泛的教材。此后，《教育投入与产出研究》《公共财政框架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研究》《经济变革与教育发展：教育资源配置研究》等著作陆续出版。但比著述数量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初的教育投入研究，正是这一探索的缩影。1983年至1985年，先生作为课题负责人之一参与“六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重”研究。课题组运用国际比较和计量经济方法，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公共教育支出的合理区间。这些研究为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但先生并不主张将计量结果当作可以脱离条件使用的教条。经济和教育始终在变化，不可能存在一个永远合理的教育投入比例。早在1984年，他就在《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合理比例的客观标志》一文中提出，应从三个方面判断教育投资是否合理：近期看教育投资能否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远期看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整体看教育投入与国民经济各主要比例关系是否协调。这一思路后来被概括为“近期—远期—整体”的综合判断体系。

先生看重方法，却从不迷信方法。这些年，我参加《教育经济评论》编务会，对此感触尤深。面对一些计量技术繁复的论文，先生首先追问的是：所研究的是否是当下中国具有价值的问题？一篇论文如果模型精巧，却没有真正触及教育现实，他并不会因为技术复杂而高看一眼。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断提醒我们，研究方法在发展，学者要对新的理论、数据和计量工具保持敏锐，不能因为强调中国问题而故步自封。这看似两种要求，实则一体两面：不要让问题迁就方法，而要让方法服务问题。

先生曾批评那种简单照搬、移植国外研究问题、理论和方法的做法，认为这样既难以正确认识中国问题，也谈不上真正的理论创新；但他同时强调，继承前人成果、借鉴国外经验是研究的起点，独立思考、不断探索才可能产生新知。

四十余年后，这种治学方式又获得了更明确的方法论概括与肯定。2026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数字创新平台联合研制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研究方法分析报告（2026）》，将先生的“教育经济学方法论”遴选为十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研究方法示例之一。这与“全球教育研究方法创新奖”的评价形成了呼应。

从20世纪80年代骑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抄录数据，到今天的数据科学和因果推断，研究工具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先生的研究中，有一件事始终未变：研究首先要回答真实的问题。

二、从研究到决策：用学问回答中国教育的现实难题

先生曾把社会科学的使命概括为“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这句话，也可用来理解他为何几十年来始终坚持在大学书斋与教育改革现场之间往返。

“4%”的研究形成了重要政策建议，但问题并未就此终结。怎样把教育投入的政策主张落实到公共预算中？怎样转化为可长期运行的制度安排？这又成为新的课题。早在1990年，先生就提出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单列及分阶段实施的方案，相关原则后被吸收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此后，他长期研究教育预算、财政拨款、财政转移支付、学费与学生资助、教育成本及中央和地方教育财政责任等问题。在先生看来，教育财政研究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教育应该多拿多少钱”，还在于公共资源由谁投入、怎样分配，以及如何通过制度使有限资源得到更加公平、有效的配置。

如果说“4%”体现的是从研究走向宏观政策，那么先生参与世界银行对华教育贷款项目的经历，则更能说明他理解的“政策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

1992年至2000年，王善迈先生担任世界银行对华教育贷款中方专家组负责人，参与贫困省义务教育、师范专科教育等项目的设计、筛选、咨询和评估。当时一些地方缺少申报大型国际贷款项目的经验，他和专家组帮助地方设计项目、培训人员；项目启动后，又不断深入项目县检查资金使用和建设情况。先生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一个细节：到农村检查校舍建设时，他不只是坐在会议室里听当地干部介绍。有时走进刚修好的校舍，他会用鞋底在水泥地上用力蹭几下。水泥标号够不够、施工是否达标，蹭几下，大体就能判断出来。

这个细节令我印象极深。一个教育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教育投入、财政制度和资源配置，但一笔经费真正到了基层，最后可能就是一间教室、一面墙、一块水泥地。报告上的资金执行率再漂亮，统计表里的数字再完整，最终还要看看经费到底变成了什么。

几年后，我自己也跟着先生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调研。2006年初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开始分地区实施。春节期间，我打电话向先生拜年，说起在新闻中看到的消息。先生告诉我，他此前已参与了这项政策的大量调研和咨询工作，并特意提醒，要持续关注这一变化：这是中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一年里，先生带着我们到河南、湖北等地实地调研。我依稀记得那个闷热的暑假，年近七旬的先生和我们一起坐着硬卧火车，一站一站地往前走。到了地方，既要同教育、财政部门座谈，又要去县里、乡里和学校，了解经费从哪里来、怎么拨，学校真正缺的是什么。

课堂上当然可以讲清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责任、转移支付和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但对先生来说，那显然不够。一个制度究竟怎样运转，往往要到田间地头、县乡学校和财政账本里才能看明白。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也远不止于教室之内。

2012年，全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28%，4%的目标终于实现。从1993年正式写入国家政策文件到实现，前后经历近二十年。对先生来说，这并非研究的终点。相反，他很快提出了新的问题：4%以后怎么办？

先生认为，不宜再简单设定新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目标，而应从数量目标转向制度建设，通过稳定的教育财政制度保障教育投入持续增长。他把基本思路概括为“定标准、定责任、入预算”：建立各级各类教育的办学和经费标准，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责任，再将这些责任依法纳入预算。

从教育投入合理比例，到教育预算单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再到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教育财政制度和“后4%时代”的长效投入机制，这条研究脉络延续了几十年。其间，先生还持续研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教育资源配置、高等教育拨款、教育公平、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等问题。问题不断变化，研究工具不断更新，但他始终关注中国教育发展到了哪一步，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王善迈先生曾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等重大政策和规划的制定，是中国教育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大学与社会，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从来不是两个世界。

三、从学生到学界：把学问和做学问的人传下去

一门学科能否真正建立，最终不只取决于产出了多少成果，更要看有没有后来者接着做下去。

1996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教育经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此后，一批又一批学生从他的门下走出。到2018年，先生已经培养经济学及教育经济学方向硕士、博士研究生126人，还通过高级访问学者等方式为多所兄弟院校培养教育经济学师资。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教育经济学教学研究的骨干，也有人进入中央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

2002年，我开始师从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那时他刚经历过一次大手术，我们甚至私下想过，先生身体不好，我们会不会就是他的“关门弟子”。事实恰恰相反—此后二十年，他仍在培养学生、做研究，也不断参与教育政策咨询。我们当年的猜测，被后来一届又一届学生不断推翻，直到2022年他正式荣休。

入学第二年（2003年），我们遇上了“非典”。学校停课后，我回到老家。当时网络远不如今天发达，先生仍惦记着我们在家怎样读书。我大约每隔两三个星期，把这段时间读了什么、想到什么写成读书心得寄给他。过一阵子，电话就会打过来。先生在电话那头和我讨论书里的问题，告诉我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深入思考。

现在回头看，那其实是一种很传统的研究生教育：读书，写下来，再由师生反复讨论。一个年轻学生就是在这样的往复中慢慢知道，读一本书不能只知道作者说了什么，还要问为什么这样说，证据在哪里，自己的判断是什么。

先生对论文把关尤其严格。即便年逾八旬，他仍会在学生交来的文稿上手写批语。大到观点和结构，小到一个病句、一个错字，都会标出来。对学生要求严格，是他作为老师的一面；离开书桌以后，师生相处又是另一番情形。

读书时，周末先生和师母常把学生叫到家里，给学生改善伙食，一起打牌、聊天。春天，他又常带我们去香山、植物园踏青。先生年轻时喜欢体育，曾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到了我们读书那会儿，他依然喜欢走动，也乐意带着学生一起走。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教育未必都发生在讲台和书桌旁。有些东西，正是在这些闲谈和春日的行走之间悄然传递的。

但先生留下的，远不限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师门。

几十年来，他长期参与和主持全国教育经济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每年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学术年会，我总能看到一个熟悉的场景：与他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过来叙旧，青年教师过来谈正在做的研究，有时在读研究生也走上前去说说自己的选题和困惑。有些人他很熟，有些人其实并不认识。但只要谈起教育经济学，他总愿意停下来听几句，再问上几句。

这种情形看得多了，我渐渐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学科成长的缩影。一个学科要延续，不只需要理论、方法和制度，也需要前辈乐于与后来者交流，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在先生那里，这种交流从不以是否出自某一师门为界。无论是不是自己的学生，他都愿意给予无私的帮助。

他对学科共同体的建设，也贯穿于长期的办刊实践。先生多年主持《教育与经济》，后又创办《教育经济评论》。对一个仍在成长中的学科而言，专业期刊不只是发表成果的平台，更是形成共同问题意识、积累研究传统的地方。我参加《教育经济评论》编务会时，对此感受颇深。先生愿意倾听各方意见，对不同研究取向保持开放。对他来说，办刊与带学生、办年会一脉相承：既守住学术标准，也让不同代际、不同方法的研究者都有参与讨论的机会。

2018年，先生从教六十周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教授用四句话概括先生的从教历程：立门派但超越门派，立规矩但不设条框，求创新但不忘积累，在学府但不忘社会。

我以为这四句话极为恰当。先生参与创建了一门学科，却从不以门户自限；先生坚持严格的学术规范，却从不将某一种理论或方法变成不可逾越的条框；先生一生追求新知，又始终强调真正的创新必须建立在长期积累之上；先生长期身在学府，却始终把学问做在中国教育改革的现实中，做在中国大地上。

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科点，到分布全国各地的学生；从一年一度的教育经济学年会，到两本专业期刊；从自己的师门，到不断扩展的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共同体—先生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既自己做学问，也让更多后来者能够把这门学问继续做下去。

先生获得过许多荣誉。但作为学生，我想到先生时，首先浮现的不是这些荣誉。我会想起“非典”期间寄出的一封封读书心得，想起周末先生家里的饭桌，想起春天走过的香山和植物园，想起闷热的夏天一起坐过的硬卧火车，也想起他写在学生论文页边的一行行批语……再往前追溯，则是他在课堂上讲过的那些往事：骑着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在农村学校低头用鞋底蹭一蹭水泥地。

这些小事看起来彼此无关，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做研究，要到真实的世界中寻找问题；做老师，也要走进学生真实的生活。

王善迈先生把教育经济学做在中国大地上，也把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学生和后来者。

（本文作者郑磊，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基础教育》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