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振兴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兼职包括国家科技部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委员，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城市经济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变革、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城乡区域融合发展，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著有《平滑型制度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京津冀都市圈协同发展与合作共治研究》《资源共享与区域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研究》等，参与撰写马工程教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个人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可以说是王玉海老师的人生感悟。在青年求学时代，这是激励他奋斗努力的初心坚守，在临近退休之际，这是他职业生涯圆满完成的人生总结，他也每每把这句话告诉给他的学生：要树立理想目标，要相信自己的付出，要活出想要的自己！
王玉海老师由乡村考入大学，再应届读研，尔后读博士做博士后，从西北甘肃，到沿海青岛，再北上北京，虽然地方在变，但工作志向不变，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有35年之久。可以说，“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份初心贯穿他追求理想、矢志求真、执着务实、实现抱负的人生轨迹，并引领他走出知行结合的学术道路，成为个人奋斗与社会发展交错影响的时代写照。
西北底色：自然与人文的深刻烙印
作为一名“西北汉子”，王玉海老师的身上带着浓郁的黄土气息和西北情怀，他说这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的根之所在。王老师生于甘肃，西北地区广袤壮阔的自然环境、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塑造了当地人民倔强不屈、稳实可靠的性格，也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至今还记得在兰州黄河岸边青春激荡的求学时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嗓子的秦腔吼得黄河满天飞。”，相比较“欲将西湖比西子”的浪漫，再比较在大海边的那种“寄蜉蝣于天地”的渺小，西北的雄浑无际却让人有一种“顶天立地”的伟岸，老师很形象地说出了西北人独有的孤傲与奔放。
西北地区有着深厚悠久的文化积淀，但脆弱的生态和薄弱的基础，加之所处区位的偏远，尤其是落后的观念制度，也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这片土地不断面临发展与保护、传承与创新的矛盾与抉择，这些复杂困境成了王老师青少年时期观察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样本，也为他探索区域发展与制度变革埋下了思考的种子。
改革亲历：时代的浪潮与个人的抉择
四十多年前，王老师迈进大学校园，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剧烈变革之中。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向“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探索，都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改革前夕，他亲身经历过农村集体劳动中窝工、耗工、怠工等低效状况，在调研时也零距离接触过城市工厂里“人情大于制度”的尴尬，王老师用当时的几句顺口溜来形容当时的情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我国的改革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然后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全面铺开。1983年初，国务院决定全面停止以利润留成制为特征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随后实行“利改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得到了调整，标志着中国财政体制的重大变革；1986年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在国营企业推行。这些重大改革举措都发生在王老师本科求学期间，他亲眼见证了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日新月异的变化，切身感受到了改革为社会带来的巨大红利，体会到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
然而，改革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如“脑体倒挂”现象越来越严重，“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法广为流传。市场经济初期变革剧烈，知识分子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学术研究的清苦和商业领域财富的快速积累对比鲜明，社会价值取向有了短暂扭曲。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人在物质诱惑面前动摇了对学术道路的坚守。
王老师却始终坚守自己的选择。求学时，受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身边老师学者学识渊博、风度翩翩，激发了王老师对学术的向往。他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用知识探索世界，用思想影响社会。科研于他而言不只是工作，更多是内心对文字工作的热爱，还有当时对哲理思辨的痴迷。他勇于直面自己，分析自己的不足和特点，他说自己性格直率，更愿意沉浸于学术世界，探寻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
科研觉醒：扎根现实土壤，破土学术新思
王老师回望自己的学术起点，他觉得，深切的个人体察与真切的现实思考正是其博士论文《平滑型制度转型的动力机制》的本源基础。上大学前他在农村生活，那时他就注意到“自留地”与“集体社队地”里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显著差异，这一朴素又直观的感受让他开始关注制度与激励的关系，他发现制度再严密，管控再严苛，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也能够找到偷懒、规避的办法，而相反，如果制度规则转变为激励机制，就会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如此，他把这种政策规定的差异上升为制度内生动力机制的理论思考。
论文写作时，他提出“平滑转型”认识，与当时广泛提及的“渐进式改革”形成对比。他认为 “平滑”二字不仅突出改革路径的稳定性，更能展现改革进程中的秩序性与持续性，这一点在中国和俄罗斯转型经验对比时特别明显。他的博士生导师将这称为“宪法秩序平稳”转型，并着重指出制度变化要有节奏、要保持过渡秩序的平稳。而王老师强调这种外在的“秩序平稳”取决于改革“内在动力”的驱动，不能全靠外部推动，而是“得利生动力”的机制使然。王老师认为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这种“得利生动力”的机制依旧可行，只有解决现实问题、释放改革红利，让人们真正得到改革的好处，才会不断激发社会各层面的改革动力。
对他来说，博士阶段的学习就是一场全方位的思想重塑之旅，他逐步构建起自己的学术脉络，形成了敏锐的问题意识。
理论耕耘：回应现实、解释现实、服务现实
走上教学与科研岗位之后，王老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深入思考。他用一句方法论来概括自己的科研与人生道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经万千事；经万千事不如阅万千人；阅万千人不如结识高人；结识高人不如审读自己。”在他看来，经济学属于实践应用学科，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必须回应现实、阐释现实、服务现实。
作为一位长期钻研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的学者，王老师始终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他活跃于学术前沿，积极承接国家级和地方政府的重要课题，以研究回应社会需求，借实践反馈推动理论深化。从撰写博士论文，到主持重大课题研究，再到引领青年学子踏入学术殿堂，他始终致力于在理论与现实间架起桥梁。他坚信真正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研究既要 “顶天”——着眼中国发展的宏大主题，又要“立地”——根植于现实中不够发达更不平衡的实际，更要“通气”——理解亿万人民的真切诉求和民生艰辛。
师者之道：厚积薄发，育人为本
几十年来，王老师始终坚守育人初心并潜心进行教学实践。他主持设计的“四个三”培养模式荣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该模式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在教学探索里“干中学”，自然总结而成。新设资源经济管理专业方向时，他从学生成长角度考虑，结合暑期实践、课题单位支持等现实条件，将课程教学、实地锻炼和专业发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体系化的教学方法，这一方法既能回应学科发展需求，又能服务学生全面成长。
在教学的时候，他也常受学生的反馈和思考启发。例如，在探讨福祉水平的表述时，有学生提出除了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综合的三角形内切圆，还应重视三角形面积，认为二者对比更合理，这样既考虑到了总量也兼顾了协调，后来成为一个硕士论文的主题；再如，有学生读林毅夫“比较优势”理论后，提出拿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作补充，强调发展中国家立足实际很重要，课堂上的这些思辨和讨论让他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的真正内涵。
王老师觉得教学和育人从不分开，真正的教学成果不仅表现在制度设计或者教学奖项上，更在于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越来越明晰的思考力与行动力。有人问青年学子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王老师认为学生得在提问里学习、于实践探索中思考，通过不断试错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慢慢形成清晰的认知、坚定的信念还有持续的行动力。
在他心里，真正的大学教育得助力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并且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理解的深度以及人格的尊重。他一直坚信教学价值体现于学生成长，育人温度源自学生成就。这是王老师的期待，更是他毕生追求的事业。
最后，王老师分享了他的一首小诗《述怀》，与我们共勉：
从容书卷气，雅致自馥郁。
独处心澄明，交友意畅然。
神接众先贤，气贯瀛九州。
相由心生起，立人天地间！
高翔宇同学采访整理
供稿：院办公室
责编：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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