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根据价值创造流程，整个全球价值链可以分解为众多的价值创造环节，不同国家和区域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在不同的价值环节从事相应的生产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迅速在融入了全球价值链。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国内企业主动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按要求生产加工再出口。另一种是跨国公司的“垂直型FDI”，即通过独资、合资形式，跨国公司直接在国内建立工厂，专业化从事价值链某个环节的生产或服务活动。由于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和品牌缺失等原因，造成我国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一方面我国在价值链分工中产品增值率始终较低，而由外商控制的产业链上游及下游，其增值收益往往是国内企业的十余倍、甚至几百倍。而低端产业的扩张不仅不能带来增值收益的增加，反而可能是我国陷入“贫困性增长”的陷阱。另一方面，因为低端产业技术含量小、进入门槛低，各发展中国家都想通过这一环节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国际竞争加剧。加之我国是加工贸易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势必引起国际市场价格下降，附加值变得更低，导致出口越多，收益越少的“谷贱伤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竞争新优势实现价值链升级就成为摆脱我国产业困局的一个必然选择。

一、利用人力资本新优势，促进价值链的高度化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力资本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人力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促使产业价值链逐渐优化和升级。资本、自然、管理等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它们在区域间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决定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而投入要素的配置与使用效率归根到底是由人力资本的配置与使用决定。随着传统优势的不断弱化，不断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推动价值链创新以及升级的作用将会越发凸显。

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环节来看，处在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营销都表现出明显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特点。因为主要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都主要集中在价值链分工的两端环节，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往往占据这些环节，并竭尽所能阻碍甚至避免这些产业环节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控制技术的转移和外溢。因此，要实现价值链调整与升级，东道国本身必须具备较强的技术引进和知识外溢的利用能力，而这种“非天赋的资源优势”的获得，往往需要东道国有意识的培养，唯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实现对先进技术和信息要素的吸收与开发。因此，在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的基础上，发挥学习曲线效应，努力吸收发达国家外溢的知识和技术，实现价值增值环节由低端向中高端转移。

具体而言，要将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与产业发展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人力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和价值链分工结合起来，采取教育、培训等各种政策和市场引导措施，不断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水平；提升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收入水平，通过不同质量水平人力资源的回报差异，引导企业、社会和个人对人力资源质量开发进行有效投资。

二、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实现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是微观机制作用下价值增值的宏观体现，其逻辑起点是企业技术能力，现实动力是产品市场需求。对于本国市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理论上提出了本土市场效应假说，即在一个报酬递增与存在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会产生大规模生产和高效率，使本国在满足本土需求之外还能增加出口。竞争战略之父波特则通过“钻石理论”阐述了母国的内需市场借助它对规模经济的影响能够催生国家产业的竞争力。

我国拥有国内市场空间大的优势。首先，近14亿的人口提供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其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的差异也造成不同区域的消费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最终形成多元并多级的市场需求。最后，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还面临两种需求拉动因素：一是进入经济增长阶段，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都会产生强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二是中国的许多市场，如地铁、住房、汽车等均处于从无到有的阶段。

我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对产业升级具有三个方面的效应：

一是消费发现效应。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异质性和变化的多样性。相对于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在历史、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同时，还可能存在政府对本土市场的保护。国内企业在这两个方面较之于跨国公司更具优势。凭借这两方面的优势，当地企业能更加快速地把握本土市场的变化趋势，甚至能引导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凭借这种需求发现优势，只要拥有能够满足消费者特定需求的技术创新，当地企业就能够在这种产品市场上形成基本的进入壁垒，从而获得额外的需求，并产生相应的垄断利润。而潜在的垄断利润就是企业发展技术能力的结果与产业升级中价值增值的体现。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有助于企业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学理论中，“市场范围假说”描述了市场规模与报酬递增、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市场范围假说成立，则市场规模越大，本土市场通过对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就越有可能发挥对创新动力的引致功能，从而内生地培育国内市场分工与企业技术能力，为拓展具有更高边际利润的价值创造活动与产业升级提供持续的运营支持。

三是技术进步效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内部需求处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本土市场的最终需求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利益分配和利润增长，进而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并诱导跨国公司将面向全球销售的产品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土市场的异质偏好。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异质性偏好需求，跨国公司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开展与本土企业的参与式合作，将面向西方市场成熟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与本土企业长期积累并难以模仿的国别性知识相结合。虽然这种参与式合作并不能直接推动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但本土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的技术溢出。在参与式合作中，跨国公司通常会针对本土市场，与当地企业进行适应性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并提供给本土企业包括先进设备的操作技术，产品的适应性开发与设计以及对本土企业进行结构优化的技术支持等。同时，利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本土企业可以获得与产品用户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以获取更多的本土市场信息和知识。因此，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式合作的方式吸收跨国公司相应的技术方法、产品设计，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撑。

三、发挥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连续21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已跃居世界第三。虽然目前学术界关于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国产业升级的作用还存在很大争议，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已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做的是调整外商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努力规避它的限制作用，为产业升级提供新的驱动力。

外商投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一是资本溢出，二是技术溢出。资本溢出是指跨国公司凭借其巨大的企业规模和便利的融资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进而弥补东道国的外汇出口与储蓄缺口。技术溢出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联效应，外资进入某一产业通过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引起其他相关产业的技术进步；二是示范效应，东道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促使东道国本土企业效仿、学习跨国公司的行为，进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三是竞争效应，外资的进入导致东道国本土企业面临的竞争加剧，为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东道国本土企业必须加快技术、产品更新的步伐。

因此，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一方面应提升本国对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促进产业升级。如加大开放力度，完善金融体系；注重“引人”与“引智”相结合，注重校企合作，提高研发水平；推进产业集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省际合作等。另一方面，积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调整外资进入方式、来源、行业分布等，促进我国外商投资向技术更先进、来源更丰富、布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很早就以发达国家为例，进行了分析。如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调查了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外向转移，指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了美国产业结构朝着资本与技术密集方向的调整。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了“雁形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将日本置于“雁头”，说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本国的产业升级。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产业升级造成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直接的逆向技术转移、溢出和扩散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进而影响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非技术渠道，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到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创新体系、金融支持体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面对有利于“走出去”的大好时机，我们应该大力推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以并购的方式，或者是以技术、机器设备、工业产权等作为资本投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前后向联系、技术流动和知识外溢。

四、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尤其注重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带动作用

加入WTO以来，我国服务贸易稳步增加，贸易规模不断攀升，已逐渐在世界服务贸易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情况下，我国的服务贸易依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7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2%。

生产性服务是企业债在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中间投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核心业务竞争力，企业把原来自身来提供的投入独立或分离出去，由其他成本更低、更有竞争力的专业化服务生产者来提供。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日益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占制造业要素总投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影响和互动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制造产业集群作为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地依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适应国际产业转移，并实现产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贸易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得到实现：

一是资源再配置效应。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的积累通过生产性服务贸易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导致投入要素在不同的产业间进行重新配置。

二是效率提高效应。随着生产性服务贸易更多地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集中，规模经济效应和竞争的加强有利于提高运营效率。

三是要素积累效应。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本国的员工可以接触到世界其他企业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等，并最终实现诸如人力资本要素、管理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以及经验要素等现代生产要素的累积。

因此，我们要加大市场改革力度，进一步消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丰富融资方式，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融资支持；引导生产性服务贸易的产业布局，重点支持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影响较大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通讯服务和金融保险服务等行业的发展。

五、发挥技术创新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核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新成为国家外贸竞争的核心。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条件和基础。研发资金、高技术人才、具备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的领导者、知识、技术等作为创新的核心要素，通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较大的改观。

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一是根本性技术创新推动既有产业的改造升级；二是原创性创新的溢出与模仿创新产生的“乘数效应”；三是技术创新会强化企业的市场竞争，产生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正是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产业结构的变化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创新技术推动新产业的生成和既有产业的升级，进而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二是技术创新会推动新的主导产业群的形成，围绕主导产业群，会有一大批关联企业，最终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区。这两个层次的变化，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生产要素的配置更趋合理，并进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因此，我们要创造有利的条件，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一是围绕应用型技术创新，构建相应的优势资源创新体系和教育产业配套体系，以进一步提高应用性技术学科的地位。二是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保障，在建立健全企业融资体系，增加企业融资弹性的同时，综合运用税收、补贴和会计制度等工具杠杆，激发工业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三是为技术创新型的商业化运作提供制度保障，增加技术创新的流动性，健全技术产权交易制度，建立生产者与发明者之间的沟通平台，进一步降低技术成果供需之间的交易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升级，都是以应用型技术为源泉，以潜在的市场利润为直接推动力的结果。在“后危机时代” 的经济转型浪潮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实现，不能停留在单一要素的比较优势上，而应该努力发挥多种新优势的综合作用。无论是人力资本、国内市场，还是服务贸易、技术创新等新优势推动价值链升级，都是通过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而技术创新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同要素优势和价值链同时存在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积累现代高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红旗文稿》，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