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可能三角”，即在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管制和固定汇率制这三大政策目标中，政府只能取其二而舍弃第三个政策目标。例如，目前中国资本项目仍然存在实质性管制，汇率弹性也有待改善，这就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较大局限，集中体现在外汇占款难以调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上。这也叫“克鲁格曼三角”。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实践中，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可能三角”，即政府很难同时达到稳增长、控通胀和调结构这三大目标。在追求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时，结构调整的进程将相对迟缓；在追求较快增长和大力推进结构改革时，则容易陷入通胀或通缩；在追求较低通胀和较快结构改革时，则增长容易大起大落。当下的中国经济似乎越来越明显地受制于这个“不可能三角”困局了。
如何化解这样的困局？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给中国的药方是“临时性硬着陆”，即对中国宏观经济不刺激和去杠杆的同时，全面加速结构转型，容忍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一些研究认为，为此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暂时降至3％~5%，然后再度起飞至8％以上。这种观点带来了很大争议。我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此类和休克疗法接近的做法，中国依然存在着较大潜力和稳健的政策可能，来破解这一“不可能三角”。
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已明显收敛。从2010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增长在持续失速，这导致国内外舆论一度极其悲观。这种失速有两种原因，一是中国经济体量已是全球第二，而2009、2010年的增速带有明显的过热倾向，增速下行是自然和理性的。今后数十年，中国经济体量和质量仍将导致自然增长率的持续缓慢下行。另一种原因则是宏观刺激政策的持续退出，导致了增速的周期性下行。应对次贷危机的刺激措施得失参半，宏观政策从刺激转向中性已持续至今3年有余，由此带来的周期性下行压力，目前大致释放完毕。
结合这两种力量，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5~8年，中国经济自身的韧性和政府调控的回旋余地，可使经济增长稳定在7％~8%的区间。“临时硬着陆”容易在摧毁信心后形成一盘散沙，导致“着陆容易起飞难”。
第二，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正能量和斡旋余地相当大。毋庸置疑，未来中国经济的命运系于改革，同时改革开放仍有很大空间。例如从政府到居民手中的巨额储蓄，使我们有能力为局部的激进改革埋单。例如在中国，深化要素市场体系改革、优化要素配置余地颇大。例如产业升级，次贷危机后美国的结构调整是很好的参考系；例如人口红利，不能忽视的是，仅从水稻和小麦等粮食生产上逐步剥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就有1.5亿人。这些从悲观面看是问题，从乐观面看则是潜力。尽管金融危机后，我国促改革和调结构有所延误，但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下来的正能量，使中国如同二战后的美国，具备了有条不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雄厚基础。
第三，结构调整的进退节奏取决于创新进程。如果制度、产业和技术创新的进展快，那么传统和落后产业退出、收缩甚至淘汰的节奏也快。库存出清可以依赖市场机制强行快速推进，但调结构需要先探索出新路，才能逐步摆脱走老路的惯性。目前在中国，过剩的是产能，稀缺的是创新，创新活力直接决定了结构转型的进程，而不是相反，或者说必须等待新兴产业的崛起为企业家提供新舞台，并迫使落后产能被兼并或破产，迫使其释放低效占用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在创新方面，则以顶层设计为特征的体制创新，应置于优先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乏散点状的技术创新，但制度和产业创新仍匮乏，这决定了调结构将是一个艰巨漫长的过程，并非调整了有色、钢铁、船舶、煤炭、水泥、铁合金的产能，新兴产业就会自动雨后春笋般涌现。
第四，投资仍是主角，只是换了旋律。硬的和软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中国仍极其重要。让人困惑的是，同样作为内需，为什么投资通常遭遇批评，而消费则得到赞扬？投资中有受行政权力影响的不当投资，消费中也有类似的畸形消费。中国是一个公共政策尚待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覆盖不均的大国。指向新增产能的政府投资也许是可疑的，但指向交通、物流、信息、生态、教育、医疗、养老、艺术等的公共品投资仍有很大余地。人们对环境、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抱怨是明显的证据。从“硬”的投资来说，信息骨干网络、陆海空联动的交通枢纽和骨干网络建设仍然不足；从“软”的方面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甚至就是公民权利的均等化，是市民和农民应当享有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人”的城镇化。如果投资是政府在履行公共财政的义务，而不是越位代行企业家的膨胀冲动的话，投资仍将在未来扮演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角。
第五，消费着眼长远，最宜顺其自然。消费往往得到过多赞美。在我看来，储蓄、节俭和克制是人类永恒的美德，负债、奢靡和放纵总会让人类迷失。因此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应顺其自然，毕竟消费基本上是私人部门的行为，政府消费不是主角。人活着有多幸福，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活得长久、健康、和谐和品味等质量上，而不是吃穿住行所耗用的金钱数量上。
第六，外贸注重创新，不宜固守定式。外资外贸对中国经济而言不可或缺，但在资金方面，中国逐步从引资国转型为投资国，在外贸方面，则从WTO得到的开放红利逐步减少。也许我们需要更宽阔的胸襟。例如对美国重返亚太建立跨太平洋或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可否考虑以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尽早参与？这不仅是因为多哈回合令人失望，不仅因为美国可能具备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动力和潜力，也是中国受限于东亚贸易自由化的内部矛盾和裂痕深而复杂，如果我们自信地看到美国加中国的确将主导未来全球经济秩序，则中国加入TPP也未尝不可想象。例如，从东盟进口水稻等农产品，既凝聚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也节约了国内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甚至部分东盟国家因其对华农产品出口蓬勃，而导致其农业产业化加速，在新兴工业化方面和中国的竞争则可能弱化。一些部委以利用外资数、外贸总额数沾沾自喜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回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能三角”困局，应该对类似休克疗法大破之后自然有大立的说法保持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仍将缓缓下滑，但这既不是危机更不是末日。我们应该有自信，看到改革开放积累的家底，珍惜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调整结构尤其是淘汰落后产能，重视以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均等化的投资，对消费和外贸进行谨慎的重新审视。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机遇期，创新是打破“不可能三角”的利器，略微低一些的增速，略微高一些的通胀，尽量快一些的结构调整，值得期待。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