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界在很长时间中，把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性质视为“资产阶级的”。用这种狭隘的阶级观点来规定经济学的性质的看法，存在很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人们对西方经济学认识的深化，持这种看法的人越来越少。但是，这一错误及其由来并未在学术上加以澄清。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德文原著中，他们用“bürgerlich”（市民的）来规定古典经济学（家）的性质。在他们的术语体系中，这个用语及其同根词Bürger、Bürgertum等只有市民一种含义。但是，马恩著作翻译者却误以为这类术语有市民或资产者两种含义，按一词两译原则来处理这类术语。在翻译他们有关古典经济学文献时，译者将bürgerlich这个德文词全部都译为资产阶级的，这是人们把古典经济学,进而将西方经济学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由来。

本文虽然是为探讨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性质而作，同时也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其他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定性。作者以马恩的经济学文献为蓝本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不仅在于他们留下的经济学文献数量最多，而且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文献最能代表他们的思想。例如，前些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性质的探讨，学者们就是根据马克思关于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为依据的，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性质的经典论述。

需要指出，这一错误并不始见于马恩著作中译本，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俄罗斯、苏联学者就已经把马恩著作中的Bürger这类术语一词两译为市民或资产阶级。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后由苏联传入中国的，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马克思主义对原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也就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之中，马恩著作中译本中的这种误译不过沿袭了俄文本的错误。新中国建立后，伴随依照俄文版翻译的马恩著作大量出版，错误影响进一步扩大。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错误影响就更加深远。

更进一步说，上述误译涉及范围很广，数量极大，并由来已久，以致形成一套与误译相适应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使原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理论被淹没在马恩关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理论中，使这个重要理论在苏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几乎消失殆尽。在本文中，笔者把马恩本人的思想称为原马克思主义，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统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苏俄马克思主义是后马克思主义中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等并列的一个分支。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属苏俄体系，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子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已冲破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但在学术层面上仍没有摆脱苏俄模式的影响。对马恩市民术语的误译以及伴随误译形成的错误理论，不过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所以可以理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市民社会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日本马克思主义中则有著名的市民社会学派，而在苏俄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却没有与之地位相应的理论。现在中国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的探讨，其学术基础大多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日本马克思主义，致使其被打上浓重的西方色彩或日本特色，这显然不利于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种背景下，要正本清源，本文还会超出古典经济学和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的判定，在笔者过去几十年工作的基础上，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探讨马克思的市民理论。

                （来源：《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原文约20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