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问题的提出。过去我们一直把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似乎中国人应该做的只是把它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殊不知，这是经苏俄人改造后的马克思主义，它与原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形成于革命时期、教条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有很大差别。如果我们仅仅在实践层面上和应用理论层面上，而不在基础理论方面实现突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完全确立起来。

苏俄马克思主义对原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莫过于把马克思德文原著中的市民（Bürger）误为资产阶级，把他的市民经济（社会）思想曲解为关于资产经济（社会）思想。在马恩著作俄国文译本中，与之相关的市民术语有一多半被编译者选择性地译成市民或资产阶级，后一错误翻译还多于正确的市民译文。在苏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这类错误原封不动地搬到中文译本之中。在以往实践中，社会主义所走的弯路和遭受的挫折大多与这类误译有关。譬如，把中产阶级意义上的市民误译成资产阶级，这构成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把商品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经济误译成资产阶级经济，是过去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混同起来，甚至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加以批判，在实践中进行限制乃至取缔的学术根源。由于这一错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一直误以为，马克思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样一般性的概念。其实，马克思有比现今常用的商品市场经济更为深刻的类似概念，即市民经济（或市民社会）。市民的本性是商品所有者，市民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个一般性概念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来说不可或缺，苏俄人便创造出商品经济概念来替代被误读的市民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来自西方经济学。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被误译的市民经济，却没有市民经济那么深刻的生产关系内涵以及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背景。商品经济具有见物不见人的拜物教特征，市场经济通常仅指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存在忽视市场运行的制度背景的不足。

第二，从思想史角度梳理市民社会的源与流。在德、法、英等西文中，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是同一个词，中文则用两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这更易于理解近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思想中的两大分支：一是以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概括的公民社会；二是以苏格兰启蒙运动者弗格森、斯密、李嘉图为代表，后来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他们是从经济角度研究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是经济的市民社会学派中集大成者，一方面，他借助前人的市民社会概念创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他深入解析了近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其主要贡献是在概念上区分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进而在古典学者的肩膀上，在市民价值规律基础上阐明了资本占有规律，在市民的自由平等制度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正如恩格斯讲到他一生两大贡献时说：“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市民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但是这里的市民社会，以及马恩其他类似表述都被误译成资产阶级社会。由马克思界定清楚的一般市民经济与资本主义概念，在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又再度混同起来，倒退到古典学者的认知水平上。

由于苏俄人在后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主流地位，他们的错误使经济的市民社会学派在学术上断流，以致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大都属于政治和社会的公民社会流派的思想。恢复和发展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传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历史责任。

第三，唯物史观下市民社会的前生与未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形态，经济学界通常称为自然经济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其实这些称谓也是因为误译而后人采用的变通说法。在原马克思的话语中，自然经济也被称为前市民社会，商品经济被称为市民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则被称为无阶级的市民社会。这构建起从前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后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大脉络。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规律，要比按照阶级或所有制划分的历史分期更高一个层次。

按照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资本主义和现行的社会主义同属于市民社会这个更大经济社会形态。如果说西方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率先进入现代市民社会的，那么中国则是采用社会主义方式进入这个市民社会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遵从市民经济规律，而这个规律最本质的制度安排是个人独立、自由、平等。为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中，还从劳动二重性和商品的两因素来阐释了个人自由与平等的经济根源：他从使用价值角度解释了自由来自生产要素的多样性，来自具体劳动的异质性；从价值角度探讨平等来自人类无差异的抽象劳动。

第四，基于马克思市民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再认识。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这源于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说法没有错，但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内容不是所有制改革，也不是配置资源方式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市民经济思想，最关键之处在于改革开放赋予中国人民在经济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平等权利，解放了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劳动者。

这种经济自由权利可以概括为四大自由：一是放开价格管制，赋予消费者和投资者选择自由，在交易自由基础上才使市场能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二是破除计划安排就业的制度，赋予个人择业自由，正以为如此，中国才创造出数以亿计的新的就业岗位。三是经营自由，破除原来只有政府才能办企业的限制，任何人都能合规地创办企业，这为无数民营企业生存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四是废除了原来画地为牢的管制制度，赋予个人迁徙自由权利，实现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与物质生产要素实现更优配置。尽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具体规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但这无疑是中国经济竞争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在平等问题上，中国破除了原来超越时代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承认了市民经济的前提平等、机会平等，这形成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当然，这也是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市民社会中最多只能暂时缓解，不可能消除。在这里市民社会遇到了自身发展的天花板，只有到了后市民社会，共产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正是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人民从未有过的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经济地位，这使新中国前30年积累起来的经济增长潜力，鸦片战争以来因积贫积弱而形成的自强精神，以及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勤劳、节俭、爱学习、善经营的优良传统得以发挥，我们才取得40年来的辉煌成果。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回到马克思，在基本理论上超越苏俄马克思主义。

来源：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2019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