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赖德胜:性别平等化进程中的女性就业:任重而道远
发布日期: 2016-12-20  浏览次数:

全球范围内女性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记者:目前全球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如何?

赖德胜:全球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两性平等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国际劳工组织今年发表的题为《职场中的女性:2016趋势》报告指出,根据2015年一项统计,全球雇用将近13亿妇女,而受雇的男性有20亿人。女性就业人口在全球女性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仅为46%,而男性则高达72%。全球范围内约有5.86亿女性为自营工作者和家庭工人,这一数字虽然与20年前相比下降17%,但仍比男性高出1倍多。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鸿沟在过去20年间仅缩小0.6%,这表明为女性寻找更多就业机会的努力仍有所欠缺或者进展不大。

同时,目前全球女性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男性工资的77%。报告预测,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要彻底消除性别工资差距需要超过70年的时间。此外,在劳动力市场可获得工资的女性雇员中有38%没有社会保障。

劳动力市场中的平等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保障

记者: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对于全面实现性别平等有什么影响?

赖德胜: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是全面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保障。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平等,是女性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和公平享有经济资源的关键所在。在人类社会,经济地位是决定个体社会地位的基础性因素,而对于全球大多数女性来说,其经济地位的高低往往是由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决定的。

例如,如果就业性别歧视依然普遍,那么,即便女性已经实现了受教育方面的巨大进步,这种人力资本方面的改善也并不必然会推动女性更快更好地找到匹配工作,也并不必然能突破横向的职业隔离,进入到那些长期由男性主导的收入高、职业声望高的“男性职业”,从而无法使职业女性获得更高的收入,与男性一样平等地参与到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如果职业晋升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依然显著,那么不管女性管理者的个人能力再强抑或生产率再高,也无法突破纵向的职业隔离,只能长期滞留在中下层管理职位上,从而无法与男性一样参与到高层组织的重大决策活动中。

我国女性就业公平取得长足进步

记者:我国政府在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赖德胜:我国政府主导建立并大力实施的连贯一致的性别平等政策,已经结出丰硕成果。根据2015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我国女性在平等参与经济活动、公平享有经济资源、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方面已有长足进步,主要体现在:

第一,促进妇女就业创业。2009年以来,政府向妇女发放小额贴息贷款2220.6亿元人民币,扶植和带动千万妇女创业就业。全国共建立20多万所“妇女学校”,近2亿人次妇女参加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培训,150万名妇女获得农业技术员职称和绿色证书,创办5.3万个妇女专业合作组织。自2011年启动“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以来,每年新增残疾妇女就业约10万人。

第二,妇女就业结构不断改善。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人数为34640万,占就业总数的45%。妇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比10年前提高25个百分点,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所占比例较10年前提高13个百分点。2013年女性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达到661万人,占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44.1%,比2000年提高9个百分点。我国女企业家群体不断壮大,女企业家约占企业家总数的1/4。女性在新兴产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占55%

记者:目前我国女性就业还存在哪些问题?

赖德胜:我国女性就业呈现出十大特征:促进女性平等就业的法律“金字塔”已搭建完成,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女性工资水平普遍低于男性但差距呈缩小趋势,新常态新业态下女性就业压力与机遇共存,“就业两极化”与“非正规化”现象突出,女性劳动者就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女性管理者晋升存在“玻璃天花板”障碍,女性劳动关系问题有所缓解但存在地区差异,女大学毕业生就业依旧困难重重,女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尚待提升。

两性平等释放性别红利

记者:我国女性就业的现实状况能使我国赢得性别红利吗?

赖德胜: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特征类似,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72.4%下降到2014年的64.0%,二十余年间下降约8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1世纪初下降幅度较大。

通过对各年龄段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分析发现,20-29岁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较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使得人们受教育机会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延长了人们在校接受教育的时间,年轻群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这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在长期则促进了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比较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以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高学历女性成为释放性别红利的中坚力量。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步入工作“黄金时期”,而未来消除性别平等的努力也将取得一定成果,使得女性在就业中遭受的歧视逐渐减少,更有利于激发女性在工作中的潜能,通过性别红利的释放,推动下一阶段经济的发展。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2016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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