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于2016年7月2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沈越出席并发言。

以下为发言实录：

沈越：谢谢会议组织者，不仅给我了一个发言的机会，而且谢谢你们10年来一直鼓励同仁交流，既有犀利的学术观点，也有踏踏实实的学术成果，把研究成果在20分钟里向我们分享。

我根据大会的主题“二次转型”谈一点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宏观经济面临逐渐下滑的态势。2008年危机以后，随着4万亿为代表的刺激效应释放，中国经济进入了逐步下行，长期下行的通道。今年可能是继续下行的一个新节点，新节点的特点，除了GDP、工业增加值、外贸的增速在前几年从两位数进入了个位数，今年可能投资增速、消费增速也会进入个位数，甚至M2增速也可能进入个位数。

GDP的增速从过去八九不离十逐步下滑，2012年跌进了8%，2015年跌入7%内，2016年可能跌进6%。工业增加值自2012年跌进10%的增速，2013年9.7%，2014年8.3%，2015年7%以下，2016年1-5月仅为6%。进出口贸易总额2014年跌进10%以内，2013年7.9%，2014年3.4%，2015年负的7%。

2016年前5个月负的3.2%，但是是个双降。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从2012年14.3%，2013年13.1%，2014年11.5%，2015年10.7%。2016年1-5月10.2%，5月的增速下降10%以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12年的增速跌进了20%，2014年跌入了15%以内，2015年为10%，2016年1-5月仅为9.6%。其中，房地产增速只有7%，工业投资增速仅为5.4%，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民间投资断崖式下跌，仅为3.9%。

M2增速也有可能进入个位数。2009年近30%的增速，这是4万亿的后遗症。2010年19.7%，2011-2015是13-14%之间波动，2016年计划数是13%。1季度完成计划13.4%，但是4、5月开始下滑，4月份12.8%、5月份11.8%。预测6月份为11.4%。

正是根据上述下滑的趋势，我得出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转型，要过几年苦日子的看法。这种说法是相对于过去人们习惯经济超高速增长下的好日子而言的，习惯财政收支、就业、收入都高速增长，这种状况而言的，我借鉴权威人士的说法，跌也跌不到哪去，苦日子也苦不到哪去。同时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走势下，经济下行也不是坏事，他实际上是市场机制多年来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尤其是长期实施宽松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强制性的调整，如果政府不采取“逆市场”强制干预，仍然是比较温和的干预，不但不能组织经济下滑的趋势，而且经济失衡问题增大，今后调整更为困难，我反对政府再用强刺激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因为负效应会更大。

因为滑也滑不到哪去，下滑了之后有利于用市场的方式完成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也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经济下滑对我们的改革是有一种倒逼功能和倒逼机制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如果经济日子好过了，谁也不愿意改革，往往改革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才改，倒逼。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经济下滑的原因。

首先，我很同意今天上午杨圣明老师的观点，这是一个新常态的结果、表现，从赶超型的经济长周期来看，如果从50年、60年的长周期来看，如果说前30年的增长是一个加速期，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年，可能是这个赶超期经济的顶点，危机以后中国经济虽然还有增长空间，但是增长空间在日趋缩小。我们现在讲新常态是6.5%，可能过几年以后新常态是5.5%、4.5%、3.5%、2.5%，都有可能，这是经济增长的规律。

第二，经济下滑是对我们长期实施以扩张需求为基调的空管经济增侧的反弹。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在相当长时间是靠GDP挂帅，通过粗放型规模扩张实现，伴随经济规模增大，相对增长空间日益缩小，这种靠粗放扩张性的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在逐步下降。

从投资来看，中国除了基础设施投资尚有较大的空间以外，企业投资在现代的制度和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空间不是很大。如果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推进得好，企业的投资可能逐年会变大，企业投资因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而加快。房地产则因为存在巨大的泡沫而不得不减缓。这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最后都叫停。现在房地产是个什么情况？有需求的地方不让买房，没有需求的地方大量的库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净出口来看，由于世纪之初加入WTO，那几年闹危机，我们对外贸易的平均增速达到30%，是井喷式的，这个东西不可持久，像一个水库把闸一拉开落差很大，现在水库里的水和江面的水平了，这个效应没有了。另一方面，因为土地、工资等供给成本的迅速提升快于出口品升级换代速率，传统劳动密集型市场的丧失速度快于新市场的开拓速度。这是我们对外贸易下降的很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把出口增速下降主要原因归结国际市场低迷的因素是片面的，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消费来看，消费受政府的影响，受扩张性宏观政策影响是最小的，因为这个领域中的决策者是消费者。政府的政策也能有利于调整，比如临时性的减税，比如购置税减了10%就买了车，但是明年就不买车了，提前消费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三架马车里最健康的。现在跌进了10%，仍然高于GDP的增速，应该讲是正常的。

再次很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定的措施，目前的状况是说得多、做得少，落实不到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提出来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多的时间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陷入了不进不退的窘境，至今关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还停留在概念之争中，究竟是概念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要警惕经济学界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我们现在既没有见到顶层设计，更见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实措施，这一点是经济持续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意。我同意今天田院长的判断，但是我最后的表述和他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很乐观，他认为我们鼓吹鼓吹就能改，但是我信心不足，因为我已经等了三年了。

我认为上午田国强老师介绍的信息里，有两个数字，2012年到2020年，12年的增速，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一致的，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得好，我们这12年中的增速他的估计是7.8%，远远超过现在的6.5%。但是注意下面的数字，如果不做改革，他估计中国的增速是5%，根据我现在的看法，我们现在要想在制度创新方面有很重要的改革，在看不到的情况，我觉得GDP的增速可能是5%，所以我觉得应该过几年苦日子。

2016年短期的宏观措施“三去一降一补”，“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泡沫，这个措施对于经济增速下行也有一定的贡献，这个贡献是积极的。因为这一任务在今年还不可能完成，其效益还会持续好几年，下行还会持续。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增速下行可能更有利于在今后几年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

提几点议论。第一，我主张适度调低“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速，“十三五”拟定的经济增速是6.5%，我觉得增速首先缺乏科学性，不是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我们的制度框架来设计的，而是根据快20年前的一个政治决策做出来的，就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2000年到到2020年翻两番，因为前些年的增速超过了7.4%，所以倒算一下“十三五”规划完成6.5%就可以了，这个6.5%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是估算出来的。调低指标可以为宏观经济决策者解套，因为他们被政治目标而套住了。前面八九不离十，这任上来6.5%保不住，确实在体制结构没有重大的变化，新的增长点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只有乱出手，我们已经多次看到决策者在6.5%的压力下，保6.5%乱出手，导致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所以不利于市场化的结构调整，还可能诱发新的结构性问题。

第二，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加快具体措施的出台。具体来讲，按照发挥市场解决性作用的要求，推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平等地位的改革，改变目前国有经济的权利和地位是制度性规则，而民营经济的权利地位是政策性的，是优惠性的，是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没有。尽快模仿对外经济中的负面清单制，推出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尤其是民营经济的融资成本。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一些国有垄断的金融体系，说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剪息票的，融资成本极高，很多金融企业在正规的地方是拿不到贷款的，大的商业银行剪息票，再通过理财、通过其他的渠道出去，利率一下两位数，哪样的民营企业能承受？这些东西又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这是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关键，也是关系到转型的质量。

第三，在降成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背景下，我主张适度调低放松人民币的汇率。人民币的适度贬值可以提升我们出口的增速，同时可以减少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