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简介：
沈越，男，1952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院党委书记。现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北京市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
1982开启高校教师的生涯，1987年至今在北师大任教，为本硕博学生开设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沈越老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历，在成为高校教师以前，体验过知青、工人、厂长等不同的职业生涯。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本科生，他读于电子科技大学，后再北京师范大学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纵观沈老师的人生轨迹，或许可用苏轼的一首《定风波》为引，来回顾沈老师多彩而不凡的人生。
且听穿林打叶声· 七十年之巨变
谈起新中国成立后70年发展建设历程中值得纪念的事件，沈越老师深有感悟和体会。他提到，新中国建立的70年可以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前30年和后40年。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非常清楚：前30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体制，始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从苏联引进计划体制，用革命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中国没有摆脱仍贫穷落后状况。中国GDP在世界所占的比重，没有逆转100多年前就开始下降的趋势。直到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才探索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把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潜力发挥出来，把1840年中国人民救国救亡的民族精神调动起来，把上下几千年来中国人积累起来的勤劳节俭、善于学习、善于经营的潜能激发出来。
何妨吟啸且徐行 · 四十年求知之旅
提起何以与北师大结缘，沈老师陷入了深深的回忆，想必那段往事苦乐交织，令人难以忘怀……
“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三届最小的一拨，刚进中学就搞文化大革命了，随后上山下乡，到现在全中国最穷的地方，四川凉山自治州当知青。那里真是穷山恶水，我们去的地方虽然隶属于彝族自治州，但是实际上是汉族和彝族混同居住区，条件稍优于彝族聚集区。刚插队时尚有国家供应的粮油，半年多秋收以后，计划断供，集体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不得不依靠父母的接济。其艰辛苦不堪言，但毕竟优于没有后援的农民家庭。好在这段连基本温饱都不能解决的时间不长，两年后遇上城市招工，回城里当了工人，在企业整整干了七年。最初是工人，后来当班长、车间主任，再后来当厂长。
1977年邓小平同志推进高考改革，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提出了“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16字建议。邓小平这样当即回应：“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为国家选拔人才，任何单位不得阻拦。于是就成为“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12字方针。继续上学读书一直是我的愿望，文革期间大学曾招收过几届工农兵大学生，我的这个意愿每每被单位领导以工作需要为由而不予推荐。这四个字一拿掉，我们单位就不能再阻止我上大学的愿望了。因为一上中学就赶上文革，数学刚刚学了一点，物理和化学根本就没有学过，无法报考理工科，好在我语文、史地和政治等科目的基础还不错，报考文科还有可能。我顺利地考进了电子科技大学，它原来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1982年春毕业留校，在管理工程系任教。尽管这是一所实力雄厚的高校，但却是工科学校，人文社科底子较薄。当年这里既没有在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深造的条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环境也不甚理想，于是我就想到了报考研究生。
至于怎么和北师大结缘，这跟我第一外语学习的德语有关。我进入大学时，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恢复高考后大批学生涌入高校，教师缺乏，尤其是英语教师，我们这些学校非主流学科的同学，便被阴差阳错地安排学习了德语。在我报考研究生时，北京所有经济学专业中，只有北大和北师大招收德语考生。北大的招生单位是马克思主义公共课教研室，而北师大培养单位则是政治经济学系，专业性更强，于是我报考了北师大。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结缘便是30多年。
一蓑烟雨任平生 · 自由洒脱行半生
至于为何最终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并留在北师大任教，沈老师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体悟。
“首先是因为当老师比较自由。一是时间安排自由。尽管作为名校教师，工作时间很长，用现在的话来讲远不止996，但是除了上课以外，时间是你自己掌握的。还有一个自由更重要，就是思想和精神自由。正如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孤陋寡闻，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句名言，这却是我的追求。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中国，高校教师恐怕应该算思想最为自由的岗位，特别是在当时尚无自由职业者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当年本科毕业时，我就毫不迟疑地谢绝原工作单位希望我回去继续当企业领导的邀约，留校工作了。后来来到北师大，当然也更追求这种双重自由！”
沈老师风趣幽默又不失洒脱，从他自身来看，和年轻时相比，心态和生活没有太大变化。他对我们讲到：我经常有一句自嘲的话，就是“装嫩装得好”。许多学校的教授尤其是工科院校的教授大多都忙于课题，而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为此教育部曾有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条规定在把“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奉为校训的学校，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北师大很少有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对我来说，愿意给本科生上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总跟你们在一起，自己就年轻了。在我们学院，像做数学模型和经济计量，老教师远不如年轻教师；但是讲经济学思想，还是老教师有经验。我教书30多年有一个体会：三流的老师讲的是知识点，二流的老师教的是方法，而一流的老师追求的是启迪学生的智慧。每当一种新的教学手段出现时，如早年的电视大学、后来的网络大学、现在的慕课出现，总会有人说这些新技术的产生，将会使大部分高校消失，似乎全球只需办好几所大学便足矣。对于类似说法我总是不以为然。尽管新传播途径的出现，对知识普及有积极的作用，但我始终坚信，文化的传承和智慧的启迪，离不开特色各异的大学，也一定离不开老师与同学面对面地交流。
山头斜照却相迎 · 耕耘求索觅曙光
一谈到学术方面的成就，沈老师就打开了话匣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尽管学术成就斐然，但他仍能保持着初心，对学术不断耕耘与求索。沈老师如是说：
我长期担任本科生的两门课程，一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另一门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及西方经济学流派方面也做过许多工作，也发表了不少成果。但是最后发现在学术方面有独到之处的，真正能站得住脚的是对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的研究。我是用德语作为工作语言来研究马克思的。国内懂德语的专家不少，如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学者，但他们大都是学语言的，且主要工作是编译原著，而不是研究，其马克思主义素养弱了一点；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更多，许多人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很高，但是能把德文作为工作语言的却不多。我的知识结构正好取长补短，使用马克思的母语来研究他的思想，在加上40年锲而不舍的执着，才做出一点自己希望能传世的功课来。
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成就了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教训，我们通常只在实践层面进行总结，创新大多只涉及到应用性理论，对于经苏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原马克思主义相符，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我以为，经苏俄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非原马克思主义。苏俄在经济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欧，更落后于马恩长期生活和工作的英国。他们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落后国家的烙印，难免产生误读甚至曲解。由于对此缺乏深究，在基本理论方面，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苏俄人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形成于革命时期，成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解释今天中国的现实，而且还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障碍。
在苏俄人有意或无意误读的原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错误应该算对德文原著中Bürger这类术语误译。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苏俄把这类术语选择性地一词两译为市民或资产阶级。市民的经济本性是商品所有者，是市场主体，市民经济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就是指建立在商品市场经济经济基础上的近现代社会。德文原著中的这类术语只能一词一译为市民。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Bourgeoisie）是资本的人格化，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联系的范畴。将市民也译为资产阶级，就把商品市场经济混同甚至等同于了资本主义。且误译的数量巨大，一词两译中错误远远超过正确的译文。以致我们现在马恩著作中所见到的资产阶级概念，一半以上来自对市民术语误译。
社会主义在以往的实践中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误，大多与这一系统性的误读有关。这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将中产阶级意义上的市民等级误为资产阶级，这使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这个重要阶级几近消失。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错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其理论基础就来自这种误读。例如，将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大范畴之中，就来自这个错误。早在1950年代，周恩来就察觉了这个问题，曾提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遭到了批判。后来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甚至被当成第九种阶级敌人，即“臭老九”说法的由来。直到文革以后，邓小平才再度重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在实际工作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是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从直觉上认识到苏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并试图用新的阐释来纠错。但他们纠错的思维定式和用语仍然局限在苏俄人的框框中。其实在马克思看来，知识分子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工人阶级，而属于中产阶级意义上的市民等级。
第二，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意义上市民经济（社会）误为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就把商品市场经济混同甚至等同于了资本主义。这种误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曾经是在理论上批判市场经济，在实践中限制甚至取消商品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又莫过于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由于把商品交换中的“市民权利”误读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仅在中国就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1958年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推动了超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运动，最终酿成三年大饥荒。在文革中又重提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进而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导致刚刚解放出来的邓小平再次下台……。
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沈老师十分推崇胡适先生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格言，并认为自己正是遵循这句名言来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经济社会理论。他回顾了40年前初学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就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翻译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商品交换中的平等权利，而资产阶级权利应该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权利。对于这一理论逻辑上的矛盾，翻译者为什么不选择“市民的”词义而选择“资产阶级的”词义呢？在小心翼翼地考证了大量原始文献后，才得出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系统性错误，包括德汉词典中的资产阶级词义也来自这个错误。从大胆提出质疑，到发表第一篇论文，沈老师花了近10年时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40年中，他翻阅了数以千万字计的马恩原始的德文文献，除了俄文和中文的翻译文本外，还涉及到马恩常用的英文和法文文献，一共也就发表了4篇论文。他不无自嘲地说，别人说十年磨一剑，通常是指多年出一本大部头著作，而我平均10年才写一篇论文。要出版学术专著，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他对论文的质量还算满意，这4篇文章大都刊登在国内最顶级的经济学或哲学期刊上，还有一篇被《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推介文章转载。
回首向来萧瑟处 · 初心无改砥砺行
谈到学院40年来的发展变化，沈老师不禁感慨万千：“我见证了经管学院的变化，学院始建于1979年，1984年我入校时，我们只有政治经济学一个本科专业，即现在的经济学专业，后来增加了管理学专业。进入新世纪后，又增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等专业。研究生教育也是从无到有，最初学院没有硕士学位授权，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只能到其他学校去授予学位，我们几位同学是学院取得硕士学位授权后第一届硕士毕业生。最初学院只有世界经济一个博士点，在世纪之交我们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授权，并建立起理论经济学的一级博士点。现在学院又有管理学的博士点，另外还有几个与其他学院共建的博士点，学科门类就比较全了。”四十年蓬勃发展，始终未变的是老教师的初心；四十年教书育人，坚持不悔的是砥砺前行。
沈老师认为，经管学院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国内有走在我们前面的学科，有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穷起直追，尤其是要与国际经济接轨。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继续努力，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在专访过程中，沈老师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而我们正是从沈老师身上散发出的“才”与“情”，辐射出的“光”与“热”的背后，感受到一个老师从内心深处展现出来的独立的思想、优秀的人格和美好的品质。沈老师对知识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他不断深造，不断攀登。文革期间的经历磨砺了他的心智，在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这次专访使我们受益匪浅，也希望沈老师能够继续满怀激情，发光发热。
采访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8级本科生 刘紫彤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8级本科生 亓婧宇
执笔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8级本科生 亓婧宇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8级本科生 王莹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