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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翀:论中华民族70年的经济复兴之路
发布时间:2019-09-30       浏览量:

一、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一)经济发展指标的选择和分析

反映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GDP是指在一个国家的境内所生产的、用货币来表示的物品和服务的总值,人均GDP则是GDP与人口之比。尽管对GDP存在很多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但是至今没有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可以取代GDP。因此,笔者主要采用GDP指标,辅助采用其他经济指标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准确理解GDP和人均GDP的含义十分重要。GDP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如果两个国家经济结构相似,例如是工业化程度相近的国家,那么GDP表示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是农业国,另一个国家是工业国,即使前一个国家的GDP高于后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实力并没有超过后一个国家。人均GDP则表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如果排除人均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高人均GDP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等,那么人均GDP表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按照国际经济学界的看法,GDP的国际比较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汇率法,也就是按照两个国家的货币在所比较时期的平均兑换比率来进行折算;另一种是购买力平价法,也就是按照两个国家1单位货币购买同一组商品的数量来进行折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公布按照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各国GDP和人均GDP。按照汇率法计算的GDP通常以美元为单位,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通常以“国际元”为单位,而所谓“国际元”是以美国某一年的物价水平为基准的美元。

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要用较多本币才能兑换1单位发达国家货币,因而汇率法会严重低估发展中国家的GDP。但是,又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的程度低于发达国家,相同类别和相同档次商品的质量一般低于发达国家,购买力平价法又会高估发展中国家的GDP。因此,真实的GDP应该介于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之间,但更接近按照购买力平价法得到的结果。

(二)中国在古代史上曾是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在经济发展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公元前21—22世纪的夏朝已经进入农业社会。在以农业为主的时代,中国经济不但规模很大而且水平也高。

GDP是20世纪80年代才提出并开始在欧洲采用的经济指标,后来有一批经济史学者根据GDP指标去度量和分析世界各国历史上的经济情况,得到很有意思的研究成果。

例如,英国经济史学者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统计分析表明,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以1990年的美元度量,在130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00美元,欧洲的人均GDP是576美元,中国略高于欧洲。中国在1300年约有1亿人,而欧洲到1700年才约有1亿人,这意味着当时中国600亿美元的GDP远高于欧洲。由于当时中国和欧洲都是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基本相似,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洲相当,经济实力高于欧洲。

另外,根据麦迪森的统计分析,在1300年以后的数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保持600美元的水平,但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中国GDP规模仍然很大:1500年为618亿美元,1600年为960亿美元。到中国经济开始衰落的1700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为22.3%。可以作为参照的是,2018年美国以汇率方法计算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为24.18%。

对于麦迪森的统计分析,也有中国经济史学家提出质疑。刘逖在2010年5月《清史研究》中发表了题为“论安格斯·麦迪森的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的论文,认为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例高估了约33%,对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高估了50%—90%。笔者认为,不要说对古代的GDP进行准确估算,就是对近年GDP进行准确估算也是困难的,麦迪森对中国GDP和人均GDP的估算未必准确。但是,从中国如此早进入农业社会,中国人口如此众多,土地如此广阔,在农业时代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先进之列是可信的。

不少中国经济史学者证实中国曾经创造过的经济辉煌。例如,中国历史学者马克篧在《世界文明史》中指出:与初级农业文明阶段相比,发达的农业文明在物质与精神文明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中国唐宋时期的文明可以说代表了这个阶段的最高峰,是世界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唐朝时期从618年延续到907年,宋朝时期则从960年到1279年,唐宋时期的耕作、育种和农田水利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手工业和商业也已很发达。

明朝是1368年建立的,直至明朝中期即15世纪末期,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先进水平。除了农业和商业发展以外,中国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纺织、冶铁、陶瓷、造船业更为突出。在明朝初期,中国造船业已居世界领先地位,能够建造特大船只,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就是一个佐证。据中国经济史学者胡凡论证,从1403年到1434年,中国冶铁年产量增长了7倍。1433年,景德镇官窑一次上供瓷器就达443500件。另据马克篧论证,在明朝时期,中国是贸易顺差的国家,16、17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约3000吨。

因此,笔者认为,在15世纪末期以前,虽然无法证明中国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世界第一,但中国属于经济先进国家之一是基本可信的。

(三)中国在近代史上沦为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中国经济是从16世纪逐渐被欧洲经济拉开差距的。从16世纪开始,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以英国为例,从1540年到1640年,英国的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煤产量增长了7倍,铁产量增长了5倍,玻璃、纸张、食糖、肥皂、火药等工业产品被大量生产出来。1687年,牛顿(IsaacNewton)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了牛顿力学,成为欧洲科学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直接推动了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其他自然科学学科也迅速发展起来。工业发展和科学进步终于使欧洲在18世纪发生了产业革命。英国于1733年发明了飞梭织布法,推动了纺织技术的进步;于1769年发明了水利纺纱机,使纺织效率大幅度提高。1769年,瓦特(JamesWatt)制成了第一台蒸汽机。随着蒸汽机被广泛用于各个行业,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

从社会变革来看,从17世纪开始,欧洲国家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于164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于1789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它们推翻了封建贵族的统治,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封建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促进了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在欧洲国家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中国还在固守它的农业文明。在欧洲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中国还固守它的封建主义制度。结果,中国与欧洲相差了一个时代,中国在经济上被欧洲国家远远甩在后面。

按照麦迪森的统计分析,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并以1990年的美元为标准度量,从1700年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GDP从600美元降低到538美元,GDP从828亿美元增加到3059亿美元;欧洲的人均GDP则从923美元增加到4342美元,GDP从926亿美元增加到17307亿美元。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落后就意味被列强欺负和掠夺,中国的整部近代史都是屈辱的历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8年开始的沙俄对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侵占、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国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欺凌。1911年,虽然中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但紧接着是军阀割据和混战,再接着是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中国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按照麦迪森的统计分析,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并以1990年的美元为标准计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亚洲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的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反映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以及这些国家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多少倍。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和日本属于战败国,它们的经济受到战争严重的破坏。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

表2是从亚洲30个国家和地区中选择了人均GDP最低的5个国家。从表2可以看到,中国的人均GDP仅高于缅甸,低于其他29个国家和地区。

另外,在麦迪森所统计的57个非洲国家中,中国的人均GDP仅高于几内亚等8个国家,落后于其他的49个国家。在麦迪森所统计的15个拉丁美洲国家中,中国的人均GDP无一例外低于全部拉丁美洲国家。

由此可见,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探索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

当中华民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站起来的时候,经济复兴就成为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重要任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通过建立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这是一场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没收了2858个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加上在原解放区建立的公营企业,建立起国营企业。

1953年,中国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初级社和高级社两种形式:在初级社里,社员把土地作价入股,统一经营。牲畜和农具归合作社使用,社员参加社内劳动,按劳分配。在高级社里,土地、牲畜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保留一定的自留地,可以从事一定的副业。到1956年,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了全国农户的88%。

在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引导手工业者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发展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是指通过国营企业或供销合作社提供原料和采购产品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拥有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的自主权、独立进行生产和核算的经济组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是指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由合作社统一安排,但手工业者独立进行生产和核算的经济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手工业者参加集体劳动,合作社进行统一经营和统一核算的经济组织。到1956年,参加各种形式的手工业合作社的手工业者已经占了全部手工业者的91.70%。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中国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建立起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合营以后利润将划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资方红利、工人福利四个部分。民族资本家已经失去企业的经营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凭借着股份得到红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国家赎买民族资本家的股份,所以称为“赎买政策”。到1956年,99%的私营工业企业和82%的私营商业企业都加入了公私合营企业。

1956年,中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1958年,中国又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发展。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人民公社曾经是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取消农民自留地的组织形式。在发现这种做法脱离中国经济现实以后,于1962年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就是说,生产资料为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属于生产队所有,种子站、拖拉机站、水利灌溉设施、大队办的企业或者公社办的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生产大队或者公社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社员有自留地的使用权和自留地产品的支配权。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并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1949年9月,中国建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财经计划局以及各个部。相应地,在各省市县建立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对于国有企业,部分由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管理,部分由地方政府经济部门管理。对于合作社,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地方联社管理。对于公私合营企业,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派遣董事或监事参与管理。对于个体和私营企业,由作为政府部门的工商管理局间接管理。对于个体农民,由农民自主经营。

1952年,中国政府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编制经济计划。1953年,中国政府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1954年,中国制定和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其中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这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法定的经济体制。随着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属于计划管理的经济范围基本覆盖到各行各业。

从计划类型来看,中国实行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对于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供销合作社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私营和个体经济则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对于农业采用统购统销的方法进行管理。在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中国把农业纳入了指令性计划管理的范围。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绩

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突出优点是可以集中全国有限的社会资源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初步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中国经济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把中国与典型的落后国家印度相比较,1950年和1965年中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占印度主要工业品的产量的百分比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仅仅经过16年,除了汽车以外,中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都超过印度,甚至远远超过印度。

如果把中国与典型的发达国家美国相比较,1950年和1965年中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占美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的百分比分别如图3和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仅仅在16年内的时间里,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如此严厉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取得如此的经济发展成绩实属不易。但遗憾的是,中国又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核算体系,公布的经济指标是社会总产值。它与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同,与后来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同。另外,人民币与美元在很长的时期里没有形成市场汇率,因此难以将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情况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根据麦迪森的统计分析结果,如果以1990年的美元为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GDP从3059亿美元增长到9351亿美元,人均GDP从538美元增长到978美元。

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到1980年,中国按照汇率方法计算的GDP是3053.48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例为2.74%。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是3068.68国际元,占世界GDP的比例为2.32%。另外,中国按照汇率方法计算的人均GDP是309美元,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均GDP的35.51%。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是311国际元,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人均GDP的19.77%。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同为人口众多的落后国家印度,按照汇率方法计算的人均GDP是276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是559国际元。印度的前一个指标略低于中国,后一个指标则远高于中国。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仍然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

三、新中国后四十年的经济腾飞

(一)经济制度调整

在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原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制度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

经济制度的调整是从农村开始的。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管理过于集中,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经济发展缓慢。1982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包产到户,即在不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户使用集体的土地、牲畜、农具进行生产,承诺完成一定的产量,超产的产品由农户支配,包产的产品由生产队分配。另一种是包干到户,即生产队不进行集体分配,农户向生产队上缴一定的“提成”以用于缴纳政府税收和积累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其余部分全部归农户所有。1982年,中国决定撤销人民公社。生产队变为村,生产大队变为乡,人民公社变为镇。

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单家独户的土地承包影响了大规模农业机械的使用和农业生产的集中。中国又实行了“土地流转”制度,在保证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的前提下,农户可以以出租、入股等方式把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交给大农户,这就是所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城市的经济制度调整是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原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企业就像一个加工者一样,使用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加工产品交给国家,只有管理而没有经营。工人按照等级领取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1981年,中国开始推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承包上缴的利润,剩余利润可以由企业支配。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对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具有一定的经营权。1993年,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按规定向政府缴纳税收和上缴一定比例的利润并预留企业的发展基金以后,剩余利润归企业支配。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对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具有更大的经营权。

在对农业和工商业的经济制度进行一定调整的同时,中国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1978年首先发展起来的是个体户,即由个人出资和经营的个体经济。后来,或者通过个体经济的自我发展,或者通过对集体所有制或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收购,形成了民营企业,即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的企业。随着经济开放,又出现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到2017年,从就业的角度看,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机构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15.24%,其他各种所有制机构占84.76%。

经济制度的调整是新中国后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经济制度的调整使农民付出的劳动与个人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城市经济制度的调整不但提高了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广大工人和工商业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形成了勤劳的民族特质,这种特质在经济制度调整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挥,推动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尽管中国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但是国有企业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中仍然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中国仍然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势,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在推进经济制度形式和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初期或者在战争的情况下是有效的经济体制,但是在经济结构越来越复杂,社会产品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由于难以对每一种社会产品的生产、使用和消费都作出计划安排,结果是计划机构越来越庞大,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越来越低。另外,各个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本来应该是主动的创造性活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则变成被动地完成计划的活动,从而压抑了各个经济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在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经济结构并不复杂的情况下,我国已经出现了许多计划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情况,也就是难以按照计划去生产、交换和分配社会产品。

中国探索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有一个变化过程:1978年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1982年提出“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思路,1985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思路。在实践上,中国一直按着这样的改革思路在减少指令性计划调节的范围,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

在农业上,中国从1980年开始逐步减少“统购统销”的农产品的种类。1985年,中国不再对农村下达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按照合同的方式收购农村的粮食。1992年,中国取消了按照合同收购粮食的政策。在工业上,中国同样在不断减少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种类,中央政府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到1987年减少到27种。固定资产投资从1985年起在中央政府规定的投资额度内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自行审批,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地方政府自行审批。在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转变的过程中,如何决定产品价格是一个难题。中国采取了价格双轨制的过渡方法,在开始的时候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行,然后逐渐向市场价格转变。

1993年,中国正式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各种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2012年,中国又进一步提出要让市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新中国后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一个落后国家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的社会生产从原来下达计划和被动执行计划的过程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创造性过程,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通过灵活的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大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场经济体制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等弱点,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对外开放

新中国建立以后,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发展经济。1978年,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获取急需的技术、设备和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借入外国债务等方式获取极为短缺的资本。

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中国主要采取建立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补偿贸易的方式。中外合资企业是指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是指中外双方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合作的企业;补偿贸易是指外商向中国企业提供设备和技术,中国企业利用这些设备和技术生产出产品来偿还款项。在借入外国债务方面,中国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发达国家的政府以及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以建造重大的建设项目。

1980年,中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的对外经济政策,利用这些地区接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特点,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984年,中国又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了沿海的14个港口城市,外商除了可以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以外,还可以设立外商独资企业,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给予税收优惠。1991年,中国除了继续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长江流域以外,允许外商在浦东新区设立银行和零售商业。1992年,中国除了更大范围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以外,还允许外商在部分地区开设银行、保险、批发、零售等服务业。1995年以后,中国调整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收政策,逐步实现与国内企业同等税收待遇,主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通讯、法律、服务等方面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更高程度地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开始逐渐增加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以接近外国的市场,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获取外国的自然资源。

2013年以后,中国开始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国境内海关外设立经济特区,允许在贸易区内零关税进口、制造、再出口,在资本流动上也给予了较为宽松的政策,以尝试更高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到2018年,已经建立了10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后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劳动力只有与物质资本和科学技术相结合才能形成生产能力。对外开放使中国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借入外国债务获得了十分紧缺的物质资本,从而导致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另外,对外开放为中国的商品开拓了国际市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扩大为中国迅速提高的生产能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生产和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对外开放一个成功的秘诀是既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又不局限于静态比较优势而去创造动态比较优势。中国利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因产业结构调整而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和成本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方面解决了困扰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又不是仅仅局限于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同时也注重发展可能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某个产业从静态上看没有比较优势,但是经过政府根据本国社会资源特点的培育,有可能在未来形成比较优势。中国通讯、高铁、核电、航天、军工等产业的发展,就是创建动态比较优势的生动例子。

(四)改革开放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开始以平均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了36年,创造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奇迹。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如果采用汇率的方法计算,1980—2018年中国以现行价格计算的GDP与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经济体美国、日本、欧元区相比情况如图5所示。图5以亿美元为单位,欧元区包括德、法、意等19个欧洲国家。

从图5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10.69%,日本的27.62%。到了2018年,中国的GDP达到美国的65.60%,与欧元区国家相当,是日本的2.65倍。在2013年,在500种主要的工业产品中,中国已经有26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即使采用低估中国产值的汇率方法计算,中国工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美国。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中国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到2018年约为美国的1.24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如果采用汇率的方法计算,1980—2018年中国以现行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与美国、日本、欧元区相比情况如图6所示。图6以美元为单位。

从图6可以看到,在纵轴以万美元为刻度的坐标系里,中国的人均GDP长期是紧贴横轴的。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也发生了大幅度增长。1980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058倍。到2018年,美国的人均GDP只有中国的6.49倍。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如果用汇率的方法计算,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与典型的发达国家美国和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印度相比情况如图7所示。

从图7可以看到,中国实际GDP增长率在1980—2018年全部年份都远高于美国,在绝大部分年份里高于印度。中国较高的实际GDP增长率使中国经济把印度经济远抛在了后面。1978年,中国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的GDP已经是印度的1.9倍,人均GDP是印度的1.3倍。但到2018年,中国的GDP已经是印度的4.75倍,人均GDP是印度的4.73倍,中国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拉开了与印度的差距。

四、跨越迈向发达国家的最后一道经济障碍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经济规模不仅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而且超过美国已经不是遥远的事情。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发达国家的1/4—1/6,在全世界约200个经济体中还居60—70位。中国与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是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体现,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在人均产值的差距,还反映了中国在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还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征是: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代表当今时代方向的新兴产业在整个产业中占据重要比例,人均GDP达到较高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时期。中国经济存在许多问题和面临许多挑战。笔者认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由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不高,中、低端产业占据很大的比例,中国在过去的40年只能依靠高投入来实现高产出。但是,劳动力、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不是无限供给的,即使是不高的增长率,由于增加的产值绝对数较大,仅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投入已经明显表现出不可持续了。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较低的投入取得较高的产出。

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大规模投入社会资源难以为继。从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到2018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3.95亿人口,人口难以大规模扩张,劳动力也难以大规模扩张。另外,从人口结构来看,199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5.57%。到2018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1.90%。尽管中国目前青壮年劳动力还比较充裕,但是随着中国逐渐走向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的供给显然不是无限的。

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同时又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水资源2008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资源的28%;中国的人均森林面积0.15公顷,约占世界人均森林面积的25%;如此等等。因此,中国每年需要大量进口自然资源。2017年,中国进口原油41957万吨,进口原木5540万立方米,进口天然和合成橡胶715万吨,如此等等。因此,自然资源也不是无限供给的。中国只有走节约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质量型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第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下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的背景下,中国主要是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尽管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部分高技术产业也得到发展,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产业。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上升,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在减弱。

由于缺乏各个国家平均工资水平的数据,考虑到劳动者工资水平与人均GDP存在比较严格的正相关关系,可以用人均GDP来考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越南、印度按照现行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分别为9633、2551、2036美元,中国的人均GDP是越南的3.78倍,是印度的4.73倍。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远高于越南和印度,尽管中国工人勤劳效率高,但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工资成本的优势还是逐渐转变为劣势。

近年来,中国部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和印度,也有部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民营企业转移到中部或者破产,从而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虽然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在发展,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收缩还是带来我国GDP增长率趋向下降。

图8反映中国2012—2018年实际GDP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如果把超过7%的GDP增长率看作高速发展,那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2014年结束了,中国进入了一个艰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时期。另外,从图7也可以看到,从2014年开始,印度实际GDP增长率开始超越中国。

因此,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最后一道经济障碍。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如果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国就能够实现民族经济复兴。

(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如果科学技术进步了,一定的社会资源投入就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品产出;二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如果中、高端产业在整个产业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一定的社会资源投入就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品产出。这两种方法是互相联系的: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中、高端产业才能产生,产业结构才能升级。但是这两种方法又是相互区别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仅导致中、高端产业的产生,而且对现有产业都可以带来技术改造。然而,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不是短时间可以实现的,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笔者认为,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的十年。

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本来可以利用人类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来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竞争是经济增长的竞争,而经济增长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一些技术先进国家利用立法等手段限制本国的核心技术转移。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核心技术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为了确保能够长期获得利润是不会轻易转让核心技术的。

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是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国一直渴望通过国际贸易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但是,回顾40年的经历,中国用金钱或者开放市场获得的通常是一般技术或者是过时的核心技术。因此,后发展国家也只能依靠自主创新的方式来获得核心技术。但是,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和大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为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以后长期不能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

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市场的作用不可或缺。企业意识到继续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将会被市场淘汰,就会努力采用新的技术,开放新的产品,从而导致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它们的科学技术还在不断地进步,因此仅仅依靠市场难以超越发达国家,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多年来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投入的力度,并且利用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核心技术通过科学技术人员创造性的劳动才能研究和开发出来,已经研究和开发出来的关键技术通过企业家的组织和管理活动才能转变为产业。因此,中国政府还要注重爱护和培养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促进职业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跨越迈向发达国家这最后一道经济障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