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这40年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而成就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企业家，因为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企业家则是保证企业高效发展的核心。

何谓企业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难以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比较经典的是熊彼特在其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所给出的定义，他指出，企业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负责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人，就是“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创新者，因为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就是诸多创新行为。进一步说，企业家是指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人格特质，能够进行“创造性破坏”，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去识别商业机会，并能承担企业风险和创造收益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不过，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就增加了一些新的含义，除了创新之外，社会责任、战略领导能力和合规意识也是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

企业家创新能力：企业发展的永恒主题

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创新越活跃，企业发展就越充满生机和活力。企业家通过创新来衡量自身作为革新者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和素质，并以此来体现企业家与一般管理者的不同。可以这样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谈到创新，人们第一直觉可能就是技术创新。中美贸易争端和中兴通讯事件更为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滞后敲响了警钟。

其实，技术创新仅仅是创新的一个方面。熊彼特把创新分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原材料供应或生产方式的创新，以及组织创新等五个方面，其中组织创新也可以称之为制度创新。这五种创新是彼此联系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尤其随着技术的发展，五种创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其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最为关键的，没有制度保障，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可能只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试想，华为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员工持股制度，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高端人才，在技术上也就不可能有“进入无人区”的豪言；阿里巴巴如果没有其独创的合伙人制度，就不可能有持续和稳定的市场扩张。当然，华为的员工持股制度并非唯一支撑其技术提升的制度；同样，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也并非唯一支撑其市场扩张的制度，因为制度通常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体系。

但是，技术创新确实最容易衡量，也是经常被拿来评价一个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同时技术创新也反映着一个企业家的长远战略眼光。需要注意，企业家技术创新并非企业家身体力行进行技术创新，而是他们所领导的企业或团队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通常采用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投入强度）来衡量。以上市公司为例，根据我们的统计，截止2017年12月31日，2641家上市公司样本中，研发投入强度平均为4.52%，其中国有控股公司为3.22%，非国有控股公司为5.04%，国有控股公司明显低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这与国有控股公司规模通常大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有一定关系。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的公司占比为26.88%，达到10%以上的公司占比为8.52%，达到15%以上的公司占比为3.79%，达到20%以上的公司占比为2.04%。在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的公司中，非国有控股公司占81.55%。可见，不论从总体看，还是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看，我国企业家技术创新水平都很低，尤其是国有控股公司更低一些。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和美国，公司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0%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甚至高达40%以上。显然，目前我国低水平的技术创新难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竞争格局。

企业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除了自身因素外，更重要的因素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竞争压力，没有足够大的竞争压力，就难以产生技术创新的动力。但竞争压力未必一定会导致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移植别人的技术来缓解。然而，在越来越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环境下，移植别人技术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而且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别人的技术而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中兴通讯事件所引发的冲击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有第二个方面，即国家有足以激发企业家技术创新欲望的制度安排。技术创新需要企业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欲望，创新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而创新欲望则不是靠教育培养出来的。我国企业不缺创新能力，缺的是创新欲望？为什么缺少创新欲望，是因为现有制度环境对人的创新欲望还有太多的禁锢，使得创新成本过高，高过创新的收益。那么如何激发创新欲望呢？一是需要活跃的、自由的创新氛围，允许“试错”，甚至允许可能带来的损失；二是需要改变“官本位”意识，要使有限的智力资源流向市场，而不是官场，不是去寻租；三是需要建立起一套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使技术创新的收益远高于由此付出的成本；四是需要鼓励合作创新，因为合作创新可以缩短创新时间，提高创新速度，可以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为此应当改革目前的研究成果评价制度，要承认创新人才对创新收益具有平等的所有权。

企业家社会责任：企业可持续的重要支撑

当前食品药品安全、环境污染、员工权益受侵等问题频发，比如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轰动全国，这表明企业的生存发展不能仅仅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第一考量，不能为了盲目赚钱，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产生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长期以来，法规不到位和执法不力，使得不少企业家看重“热钱”、“快钱”，过度追求短期利润，而不惜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根据我们编制的中国企业家（总经理）能力指数中的社会责任能力分项指数，该分项指数从企业是否捐赠慈善事业、总经理是否在非营利组织兼职（如担任理事）、总经理个人有没有被监管机构谴责、有没有产品质量或安全或环境等问题的重大投诉事件、员工的收入增长率是否不低于公司利润增长率、有无现金分红、有无债权人和股东诉讼等8个方面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表1），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家社会责任指数不仅没有明显的上升态势，相反出现了下降态势。

目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近些年兴起的ESG评估，就特别突出了社会责任的地位。所谓ESG，就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简称。其实，广义的公司治理就包括着社会责任，而企业的社会责任又涵盖着环境保护。之所以单列出来，就是因为社会责任在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企业家在企业提升社会责任水平方面起着核心作用。长期以来，包括很多企业家在内的很多人都对履行社会责任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只简单地把纳税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等少数几个方面，看做是自己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认为比其他企业纳税多、吸收劳动力多，就是比其他企业履行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如严禁破坏生态环境，提供高质量的、安全的产品和服务，照章纳税等；二是非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如赈灾捐款捐物、资助教育事业等。前者是强制性的；后者是自愿性的（也可以称之为狭义的社会责任）。然而，问题在于，由于法律空白较多，或者弹性较大，处罚较轻，使得一些本属于义务性质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企业家眼中却成为自愿性的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员工工作环境等，缺乏清晰的判断合法与否的界限，一些企业甚至聘用专门人员寻找法律空白地带，这是这些年环境污染、产品质量低劣、员工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频出的重要原因。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成本支出，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存在冲突？并不尽然。从长期看，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是一致的，但短期看，则可能出现不一致。如果企业发展是建立在损害社会公众和员工利益基础上，如环境污染、员工工作环境无安全保障设施等，尽管企业利润提升了，但这种提升难以维持长久，从长期看，并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企业应立足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这是成熟企业家应该秉持的基本理念。

企业家战略领导力：企业家能力的综合体现

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是企业家各种能力的综合体现，企业家其他方面的能力最终要落实在其战略领导能力上。在存在一个成熟的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本着对企业利益相关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以其敏锐的市场和战略意识，恪尽职守，尽最大努力制定出科学的和可行的企业经营决策。

根据我们编制的中国企业家（总经理）能力指数中的战略领导能力分项指数，该分项指数从总经理贡献、国际化程度、企业员工数、企业总资产、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企业ERP系统、企业战略目标和计划等7个方面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表2），我国上市公司企业家战略领导指数非常不理想，历年平均指数基本上都在30分以下（只有非国有控股公司在2015年刚刚超过30分），而且近三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尽管这种下降态势与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环境偏紧有关，但多年来的低水平还是表明我国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发挥。

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当今企业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的时代，企业家是否具有战略领导能力成为企业能否获得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家的战略领导能力影响着战略决策创造性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不同企业在动员、配置资源以及机会甄别效率上的认知差异。在动态和高度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中，企业面临的问题大多是非结构化的，无法通过简单模仿或者延续旧方法来解决，需要企业家根据对内外部环境的认知, 包括分析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以及企业内部的优势和劣势，再结合个人精准判断做出最优的战略决策。因此，我国企业家只有不断提升其战略领导能力，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保持持久的活力。而企业家战略领导能力的提升，有赖于高度自觉的学习、竞争环境中的历练和国际化的视野。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企业家的合规问题。近年来，一些严重的合规事件不断向我们发出警示：中兴通讯为什么被美国制裁？长生生物各种治理机关都有，为何仍出现严重的疫苗造假？近些年来，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包括中央企业）中，已有多家企业的高管因腐败问题而被查处，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一些海外机构都因反洗钱不力等原因而被国外监管机构查处。根据我们的统计，在2017年3147家样本上市公司中，建立合规委员会的公司只有30家，占比仅为0.95%。有的公司尽管设置了合规委员会，但却以“如何规避规则”为工作方向。显然，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强化企业合规性，避免企业合规风险，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家不能不重视的问题，这是企业持续稳健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