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纪念陶大镛先生诞辰100周年
发布日期: 2018-05-09  浏览次数:

陶大镛先生生平

(赵春明)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第八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十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一、二、三、四、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一、第四届北京市委副主委、第五、六、七届主委、民盟第一、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九届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荣誉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陶大镛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18日16时38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2岁。

陶大镛先生1918年3月出生于上海,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排字工人的儿子,他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从此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人生历程。

1937年4—5月,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陶大镛先生就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责》等三篇论文。也正是在大学读书时期,陶大镛先生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由此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蒙。后来,他为了进一步从原著中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又托人从香港买来了《资本论》英文三卷本,利用暑假时间,系统学习了这部巨著,并以卡奇的笔名在重庆《读书月报》上发表了《我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介绍他读马克思《资本论》的体会。

大学毕业后,陶大镛先生考上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那时正值国难当头,他遂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陶先生又历尽艰辛,返回内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广西日报》、《中国工业》、《时代中国》、《民主周刊》、《民主生活周报》、《民主与科学》、《民众时报》等报刊发表过大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

1946—1949年,陶大镛先生在英国和香港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为香港的《经济导报》和上海的《文汇报》、《世界知识》、《新中华》、《经济周报》、《时与文》、《中国建设》等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这几年出版和成稿的著作有《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新民主国家论》、《论马歇尔计划》、《社会主义思想史》、《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讲话》等。年仅三十出头的陶大镛先生,在短短几年里就发表如此大量的文章和专著,不难想见,他的研究工作是多么的勤奋。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先生决定回国参加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翻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这一时期,他在全国十几份刊物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著有《人民经济论纲》、《怎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著作。

然而,人生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从1957到1979年的22年间,陶大镛先生蒙受了极大的冤屈,但他并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仍然保持学者刻苦的专心钻研学问的精神,孜孜不倦地阅读书刊,不厌其详地收集资料,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研究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破产》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庸俗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破产》两篇学术论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陶大镛先生的错案也随之得到改正。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发表,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亨利·乔治经济思想述评》、《马克思经济理论探索》(主编)、《社会发展史》(主编)、《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主编)、《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主编)、《现代资本主义论》(主编)、《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主编)等。1992年,为了庆祝他执教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上、下两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

陶大镛先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密切相联的。他发表的十几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还是新中国建立后写的,坚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是他坚持经济学研究的力量源泉。由于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显著成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时,一致选举他为副会长(后任名誉顾问),同时还被选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顾问等。

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陶大镛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这两本书是目前能检索到的我国学者有关世界经济的最早的专著,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方法、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为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改革开放后,他又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发表一篇长文《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对世界经济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首任会长钱俊瑞曾称道陶大镛先生“是我国最早提出并从事世界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1980年成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时,陶大镛先生被推举为副会长;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以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陶大镛先生为我国首批世界经济博士生导师。为了更全面反应陶大镛先生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学术成果,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世界经济卷)。

由于陶大镛先生在学术界的重要影响,曾出席1956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参与制定《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1979年出席全国经济科学规划会议,制定《1980-1985年经济科学发展规划》,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曾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陶大镛先生一生热爱教育,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建言献策,并身体力行,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陶大镛先生的教育生涯可追溯到1942年。当时日本侵占了香港,陶大镛先生虎口余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广东坪石镇。在《资本论》中文版译者、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的推荐和热心帮助下,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讲师,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随后,先生于1943-1944年在桂林广西大学经济系任副教授,1944-1945年在重庆交通大学管理系任副教授,1945-1946年在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授。那时他年仅27岁,这在我国教育界是不多见的。

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先生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翻译局计划处处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

1954年,陶大镛先生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1956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1979年,陶大镛先生接受了筹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他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为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在陶大镛先生的带领下,北师大经济学科逐渐成长,发展壮大,如今的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已成为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陶大镛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深知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他在许多会议论坛和刊物上发表的教育言论,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改革开放初期,有些人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本身也是“商品”,学校也是“市场”,深化教育改革,就必须“把教育推向市场,面向市场”等等。陶大镛先生认为,这些提法同中央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提出的教育方针是不一致的,“不可把商品经济的规律盲目地引入教育领域里来”,不能把“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教育商品化”混为一谈,也不应把“教育必须面向社会”说成是“把教育推向市场”。

(二)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他强调“科教兴国,教育为先”,科技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教育,发展教育。他针对我国教育拨款一直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情况,多次呼吁政府应该对教育大量地投入,每年至少要从GDP中拿出4%投在教育上。

(三)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他认为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因此发展教育的责任主要在于政府。陶大镛先生在任全国人大常委期间,长期参与立法工作,《教育法》的颁布就包括他诸多的心血和建议,比如关于教师待遇的第二十五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平,并逐步提高。”对这一条,他特别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此外,陶大镛先生还和其他学者共同倡导设立了“教师节”。

(四)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关于这个问题,陶大镛先生曾提出过六条措施:第一,大幅提高各级合格教师的劳动报酬,务使教育系统的平均工资水平高于12个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第二,除职务工资和各项规定的生活津贴外,教师可另加教龄津贴;第三,凡满30年教龄的教师,退休后可享受全额工资待遇;第四,民办教师的工资不但要按月兑现,而且要能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第五,兴修教师宿舍楼,使教师能安居乐业;第六,师范院校的学生可免交学费。

虽然岁月过去了多年,但在政府进一步倡导尊师重教的今天,陶大镛先生提出的这些措施无疑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陶大镛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1939年,陶大镛先生在中央大学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担任过团长,同时还发起并领导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放映苏联电影,举办苏联生活图片展览,还经常举行座谈会、报告会,曾邀请周恩来以及邹韬奋、潘梓年、钱俊瑞等进步人士到重庆沙坪镇中央大学作报告。由于他参与爱国进步活动,曾受到学校当局及国民党特务的忌恨和监视。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大镛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他曾与彭迪先和李相符教授一起,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营救被捕的学生,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当时在四川大学发生的“三教授事件”。1946至1948年,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作访问教授,结识了一批留学进步人士,声援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英伦支部,任民盟英伦支部负责人。在那个时候,追求社会主义是许多革命青年的崇高理想,但很难找到有关社会主义的中文参考书,先生利用英国的有利条件,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流派。1948年,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他全力以赴地在短短两个月内撰写了《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寄回香港士林书店出版(全国解放后又由三联书店发行过三版)。

1949年春,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先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决定回国工作。他携带全家克服重重困难,冒着巨大风险坐船回到香港,在进步教授汇集的达德学院等待时机准备北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他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赴东北解放区,由营口转到北京。

从20世纪80年代起,陶大镛先生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民盟中央以及北京市人大、民盟北京市委担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1984年,在民盟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陶大镛先生当选民盟北京市委主委,直至1997年换届,改任名誉主委。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几年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努力发挥参政党职能作用,围绕北京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广泛组织座谈研讨,对北京市“八五”计划纲要、“九五”计划纲要、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政府工作报告、重要人事安排、廉政建设、亚运会的筹备工作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采纳。他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加强民盟北京市各级组织自身建设,团结和带领全市盟员为促进首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担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陶大镛先生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兢兢业业履行人大工作职责,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对北京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及有关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在立法工作中,充分听取和反应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主持完成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工作。他注重监督实效,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开展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北京市的民主法制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陶大镛先生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他不辞辛劳,尽心竭力,把这份月刊办成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开的座谈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在先生因病长年卧榻期间,他也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发展大业,时常让家人和学生给他读报,讲述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回顾陶大镛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开拓奋进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陶大镛先生终生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直抒己见,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陶大镛先生虽历经坎坷,但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系祖国,竭力维护祖国统一,忠心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如今,陶大镛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先生的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供稿人: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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